10月13日，意大利剧作家、戏剧导演达里奥·福以90高龄谢世。同一天，2016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鲍勃·迪伦的消息宣布。达里奥·福作为1997年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与鲍勃·迪伦同样并非纯文学创作者，他对文学的最大贡献是一生创作了大量的戏剧剧本。
1998年孟京辉导演的话剧《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开启了中国剧坛内外对达里奥·福的探问。北青艺评采访了该剧上演时负责剧本改编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黄纪苏。在他看来，作为以批判资本主义为毕生使命的“战士”，他却获得了资本主义世界文学最高奖项，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尤值得思考。
对话人：
黄纪苏，中国社会科学院学者，《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剧本改编者。
北青艺评：中国观众对达里奥·福有所了解和认识， 1998年在中国上演的他的剧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直到最近孟京辉再次搬演他的作品，这中间中国剧坛对他的关注并不多。您作为与他的作品发生过紧密联系的人，这些年对他是否有过特别的关注？
黄纪苏：这些年我对达里奥·福个人没有特别多的关注，没有追踪他的什么动向消息，但是他所体现的价值、所链接的困惑却一直在心里。作为二十世纪那轮革命寥寥可数的老战士，他如今走了，不禁怅然若失，我猜他不一定喜欢“一路走好”之类的话，向他致敬吧。
中国人的命运通过二十世纪那轮革命的兴衰跟达里奥·福其人其业深刻地联系在了一起，我们都是那场革命的遗产，这个时代仍是那场革命的延伸。尽管“这世界变化快”，达里奥·福关注的剥削压迫仍是我们社会的主题，他所跻身的平等、正义事业正在重新出发。这是当年《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走上中国舞台，以及我们现在还在谈论它的基本的背景。
北青艺评：《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个戏如今看来仍然十分出色，您当年在改编时看中的是什么？
黄纪苏：《一个无政府主义者的意外死亡》这个剧本大概写在1970年前后，我改编是1998年，中间隔着大约30年；到今天又快20年了，前后整整半个世纪。
当年我接受改编邀请的时候，需要想清参与的理由。我面对的是一个30年前的剧作，30年前世界是世界社会主义天风海潮的年代，用30年前(距今50年前)的话就是“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的年代。而30年后，90年代发生了苏东解体等等变化，世界社会主义陷入谷底，“历史终结论”喧嚣一时，整个精英阶层都在“反思”、“再思”、“痛思”那场革命。所以当年面对这个作品，有说不出来的滋味。我们这一代人半辈子总在想一件事，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时候想，九二南巡的时候想，1997年亚洲经济危机的时候想，2008年金融危机的时候还在想，就好像一棵树小的时候绑上一根铁丝，树老了，铁丝就长在里面了。所以当年看到这个剧本，又想起了这件事，想起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兴衰成败。
其实，最触动我的不是别的，而是达里奥·福对资本主义国家义无反顾的进击，与资本主义社会授予他文学最高荣誉这二者之间的张力。当年意大利的阶级斗争异常激烈，达里奥·福的政治立场也十分激进。意大利右翼非常恨他，轮奸了他夫人。他们夫妇想，好啊，你们轮奸我们身体，我们“轮奸”你们国家！他们占领了一个剧场，刷标语、抨击资本主义制度。没想到，资本主义社会对他们的戏拍手叫好，请他们到处巡演，用他夫人的话说，我们痛骂资本主义的戏剧，资本主义的达人命妇看得兴高采烈，像洗了热水澡一样痛快。这件事特别值得玩味，资本主义市场、舆论、艺术体制成功地将轰炸它的炸药变成它天空的礼花，将撒到它碗里的毒药变成刺激味蕾胃液的胡椒辣椒面，将朝它瞄准的战士变成为它表演的成功艺术家。对大历史的感叹，就这样和达里奥·福其人其事接上头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