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新网北京1月12日电(记者 宋宇晟)“灯光很强烈，舞台边上还有乐队，我脑子里一片空白。”2012年领到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曾这样向媒体形容。11日下午，他在北京出席活动时，重提当时的感受，“我作为一个来自高密的农民孩子，能够在北欧这样一个富丽堂皇的讲台上领奖确实很不容易”。
11日下午，“莫言长篇小说系列最新版暨莫言作品独家授权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举行，莫言不仅畅谈自己的文学创作之路，回忆领诺贝尔文学奖的历历往事，还提到了网上流行的“莫言语录”。
莫言获得诺奖后，有很多媒体都预测他的新作。如今到了第五个年头，但作品依然尚未面世。莫言坦言：“今年还是出不来，可能还要过一段时间。”
2016年10月11日，是莫言获得诺奖1500天的日子。有媒体仅就“网络上能搜索到的有限内容”对莫言在这1500天中所参与的社会活动做了不完全统计。
该文章称，莫言在这1500天中，来到过世界上至少34个不同的城市(排除重复前往的地点，包括北京和山东故乡高密)，进行过18次讲座、13次对谈，参加过26次会议(其中作为主持人的会议有7次)，题过10次字。平均下来，莫言每一个多月要至少远行一次，每三个月要进行一次讲座和参加一次会议，每四个月要进行一次对谈。
在莫言的记忆中，自己的文学创作历程的开端完全不是这样忙乱的。1981年，他发表了处女作《春夜雨霏霏》，而这令他“至今印象深刻”。“那一年，我的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发表在保定市的文学刊物《莲池》双月刊发表。对于一个文学爱好者、一个作者来说，发表处女作是人生中重大的节日。”
“印象深刻”自然是因为来之不易。莫言回忆，这篇作品发表前自己“写过很多小说，也写过诗歌、话剧”。“我把我的这种文学作品投向全国几十家刊物，以至于专门到我们部队接送邮件的老孙很反感，每次见到我都讽刺我‘如果每个单位都有一个你这样的人，我们要多加多少钱才给你们送邮件’。”
处女作的发表给莫言带来的当然不仅仅是心理上的满足，他还意外地发现稿费在当时也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当我收到一笔72块钱的稿费时，我才知道还有钱拿，当时我是欣喜若狂。当时我还是战士，每个月的工资是15块钱。那个时候部队一个连长的工资才是每个月52块钱。”
“所以我们部队的人当时都让我请客。我当时在保定当兵，就去买了一只马家老鸡，花了10块钱；买了一瓶当时河北最贵的酒，刘伶醉酒，花了5块6毛钱；还有一条河北最贵的烟，大概也是5块多。当时把我们战友都请去，一人吃一块鸡，去的晚了啃一啃骨头。大家非常高兴，我也感觉我给我们部队带来了光荣。”
在这篇处女作的鼓励之下，莫言不断地写作。“而且写完了就往《莲池》投稿。就这样，《莲池》发了我五篇文章。双月刊版面有限，这个主编说，‘你能不能往别的地方投稿，老向我们投，不发吧，你是我们的作者，发吧，老发你的作品，别人的就发不出来了’。后来他们就把我介绍到河北的《长城》和北京的一些刊物。”
1983年，上级机关要调莫言到北京工作。“我当时还不愿意离开保定，因为保定有一个《莲池》嘛。但是人家说你应该把眼界放宽一点，全中国有很多地方比保定大，也有很多刊物比保定的文学刊物影响力更广，你应该到北京去开拓视野。”
到北京后，果然接触了更多。1984年莫言经考试被解放军艺术学院录取。他说，这里是自己的文学创作发生重大变化的地方。
“尽管只有两年的学习时间，徐怀中老师用讲座的方式请各高校著名的教授、全国著名的作家、各个艺术门类著名的艺术家来到学校上课。让我短时间接触了大量的文学及文学之外的信息，大大开拓了我的眼界，使我把自己的眼光放到世界范围之内，让我立足于写经典作品的高度之上。这就鼓动了我大胆求新创造。”
“现在看来那样的精神是必要的。在军艺的两年我写了大量的作品，和同学互相帮助、互相批评，有褒有贬。在交流切磋的氛围里，我的创作有了很大的提高。像《红高粱》《透明的红萝卜》等作品都是在军艺写出来的。”在莫言看来，这段时间是“高产”的，“两年写了80万字的作品，当时是写出来哪怕不能发表也一定写的。”
这以后，莫言又到鲁迅文学院和北师大联合举办的写作班学习了两年半。这期间有半年时间是学习英语。“开始我还是认真地学，背过好几百个英语单词，后来因为确实禁不住‘写作的诱惑’……实际是禁不住编辑的诱惑，总有编辑跟我说，‘学英语不如写小说，写小说还有稿费，还能成名，你在国内工作，学英语干什么’。起码这就把我学英语的热情浇灭了，就开始写小说。”
莫言笑言，自己后来经常后悔没有学好英语。“一出国门就发誓一定要回来学习英语，一回国马上又忘掉。当时在机场转机，一个人站在机场里，目无熟人，航班信息不明。那种焦虑和痛苦就让我想起那个编辑。如果他在我眼前，我肯定要扇他一巴掌。”
这期间，莫言创作了长篇小说《酒国》。“当时我和余华一个房间。因为身体不好，我是跪在桌子上写的。写完后还是余华帮忙把作品背到浙江，投给当地的刊物。”
在那之后，莫言将精力放在长篇的创作上。和早期写作不同，这时的莫言已不仅是写自己的经历、故乡了。虽然在一些作品中，仍然以高密东北乡为背景。但“此时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开放的概念，把天南海北的事情、把别人的经历和别人的故事纳入到写作经历当中”。
回顾从1981年至今的30多年，莫言说：“我觉得自己真是应该写更多的作品。”“我也一直认为应该写出一部更好的作品，让它成为世界文学的经典。每次写作的时候都卯足了劲要写出经典，往往写着写着就感觉向爬一座高山一样，爬不到顶就告诉自己‘就这样吧，就这样吧’。所以这也是对一个作家毅力、精力的考验。”
“我年过六十仍然有写经典文学的梦想。我经常梦见自己写出经典的作品，也经常被梦里自己写出的美丽的句子惊醒，醒来以后发现还没写。但是梦想就是动力。很坦率地说，我一直在努力，一直很努力，尽管这几年我参加了很多社会活动，做了很多演讲，写了很多杂七杂八的文章，但我对文学的力度没有减弱，对于文学的经典的渴求没有停止。我一直在收集材料，我也去到一些我小说人物生活的地方做调查和采访，我希望我能写出好作品。”他说。
和迟迟未面世的新作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网上广为流传的“莫言语录”。莫言坦言，现在互联网上确实流传很多这样的诗歌、励志小文、格言警句、鸡汤类的东西。“有一年我在朋友那吃饭，有人就说‘要以一首莫言先生的诗歌献给莫言先生’。然后朗诵得声情并茂，而且眼中含着泪水。题目是《你若懂我该有多好》。朗诵完了我就说，‘这要是我写的该有多好’。”
莫言觉得，这些作品写的都非常好。“我也很感叹，这些写友们为什么要把这么好的作品放到我的名下呢？万一哪天我把它集结出版了，他们会不会找我打官司呢？希望这些作者赶快把自己的‘孩子’认领回去。”
在活动最后回答现场观众提问时，莫言坦言，自己“比任何人都期盼中国第二个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因为这个人出现之后热点和焦点都集中在他身上，我就可以集中精力写小说了。作为诺奖获得者有向瑞典学院推荐候选人的权力，我也会好好地行使这个权利。我确实推荐了，但是要保密五十年。”(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