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任性,任性,任性。如今,已太少人任性了。不任性的人,怎么能维持健康的精神状态?他随时都在妥协,随时都在抑制自己,其不快或隐忍究竟能支撑多久?自己要做得了主。”这是作家舒国治曾写下的句子。
舒国治已64岁了,一生只上过几个月的班,此外的时光都在流浪、闲逛、睡觉和聊天,40多岁时,他突然成了专栏作家,却与大多数以文字为生的人不同——他不混圈子,写得超慢,且不事长文。
然而,在闲散、随意的表面,舒国治其实有他的坚持,他的文字干净、利落,看似快餐般短小,却有大餐一样的经营与功夫。所以他的书虽少,却能不断翻版,近期,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亦再版了舒国治的《流浪集》、《理想的下午》、《门外汉的京都》。
最是书生爱自由,却最是书生不自由,舒国治亦难脱彀中。在愿望与现实之间,舒国治究竟是如何取舍的?
我一生没明确方向
北京晨报:您是如何选上这样的人生道路的?
舒国治:主要是运气吧。我出生时,父母的年龄已经比较大了,等我转向写作时,他们已都不在了。他们不太懂现代社会的结构,所以也没想过该把我放到什么位置上,我后来的人生之路,与我来自一个没那么多要求的家庭有关。
我一生没明确方向,也没被诱导去建立自己的方向,30岁刚出头时去了美国,混了几年,一事无成,也没有什么积累,直到40多岁才定型。
如果我父母很懂现代社会结构的话,他们就会逼我去考政治系、法律系,然后出国留学,走马英九、蔡英文的路。我读书还可以,但高考不成功,只好去学电影,在当时台湾,只有考得很差的人才走这条路,比如李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