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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大学80年 从红色基因到中国学派

2017-10-03 11:25:02    中国新闻周刊  参与评论()人

人大80年

从红色基因到中国学派

中国人民大学的学术风格可以归纳为“经世致用”。这是一种提倡研究当前社会、政治、经济实际问题,将学术研究与社会的迫切需要联系起来,并从中提出解决重大问题方案的治学方法。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具有80年历史的中国人民大学用自己的发展历程对此作出回应。

  人大80年:实事求是的大学之路

毛泽东:“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

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钱炜

毛泽东同志给陕北公学学员作报告。供图/中国人民大学

9月13日,中国人民大学体育馆,来自各院系的2017级新生代表,在校合唱团的带领下唱起了充满革命战争年代气息的《陕北公学校歌》:

“努力!努力!

争当国防教育的模范,

努力!努力!

锻炼成抗战的骨干。

我们忠于民族解放事业,

我们献身于新社会的建设;

昂首看那边,

胜利就在前面。”

在这些年轻学子平时佩戴的耳机里,也许很少传出这样昂扬的旋律,不过,从此时此刻开始的若干年里,他们在这里将慢慢地被“嵌入”这所名校的红色基因。

走进人大东门,就能看到一块巨石兀立,上刻毛泽东的手书“实事求是”四个大字。这里是全长约9公里的中关村大街的中间处。北望这条大街的尽头,东西两侧分别是前身为清末京师大学堂的北京大学,和用庚子赔款建立的“留美预备学校”为基础发展而来的清华大学。

人大与清华、北大在地理上的分布,似乎在回应着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历史脉络:一边是受西方坚船利炮与现代科技冲击而建立的北洋大学堂、京师大学堂、南洋大学等一批新式教育机构;另一边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年代创办的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等红色学校。几十年来,两大源流的汇聚与发展,形成了今天中国高等教育的完整体系,而中国人民大学正是那条红色脉络的集大成者。

如果用当下流行的大学评价标准——院士数量、科研经费、ESI学科排名等等来衡量,人大也许很难在这些评比中胜出。不过,中国人民大学在教育部的学科评估中有9个一级学科排名第一,这样的实力在全国高校的人文社科领域首屈一指。在上个世纪50年代,《人民日报》对北京四所顶尖大学的排序是——“人北清师”。

9月23日,人大建校80周年前夕,校长刘伟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中国人民大学前身陕北公学为代表的高等教育,为建设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事业做出了具有特殊意义的探索,对三大命题作出了历史回应:一是中国共产党独立创办的具有红色基因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二是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三是以人文社会科学为主的高校能不能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的大学。这三大命题更是有待深入实践创造性探索的命题,必须树立坚定的自信。

  差点儿建在国外

陈志军的母亲是华北大学的学生,人大建校后就留校工作,是人大劳动人事学院的退休老教授。因此,陈志军从小就是在人大校园里长大的。如今已旅居美国30多年的他通过越洋电话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他说,人大的前身陕北公学,并不像外界想象的那样,是共产党自己开设的面向党内的培训班,而是一所在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式注册过的正规学校。“本来要叫陕北大学,但在此之前已经有了一所抗日军政大学。国民政府认为,在陕甘宁边区不需要办那么多所高校,因此,中共高层将其改名为陕北公学。”

根据人大党史系副教授耿化敏的研究,在当时,延安是中共中央与陕甘宁边区政府所在地,被视作革命灯塔、民主乐园。时任中组部部长陈云提出“广招天下士”,要同国民党“抢夺”知识分子。去延安、上陕公,是当时进步青年的首选项。因此,1937年成立的陕北公学,实际上是一所统一战线学校。

在当时的形势下,系统地开展大学教育显然并不现实。因此,陕公的教学以政治与国防教育为主。人大党史系的创始人何干之,在那时就开始讲授中国问题、中国革命运动史、统一战线、三民主义研究等课程。

人大社会与人口学院常务副院长冯仕政回忆说,人大的社会学研究最早可上溯到陕北公学时期。陕公曾设有社会学系,后来调整了教学计划,不分专业,但仍保有社会科学概论这门课。

对于陕公的办学目的,毛泽东曾这样说,“要造就一大批人。这些人是革命的先锋队,这些人具有政治远见……这些人不是狂妄分子,也不是风头主义者,而是脚踏实地富于实际精神的人们。”这段话也成为后来人大校训“实事求是”的最好注脚。

据统计,在1937~1941年间,陕北公学共培养了上万名抗战干部。陕北公学后来被并入华北联合大学,后又联合北方大学,成立了华北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便是在华北大学主体的基础上成立起来的。

“在首都北京的西郊,坐落着新中国第一所新型大学——中国人民大学……”时隔50多年,陈志军还记得这段广播词。坐过火车的人都知道,所有进京的列车在快到站的时候,车厢广播都会介绍北京概况。在陈志军小时候,这段广播词的最后一段内容,就是介绍中国人民大学。在他的回忆中,通过这一细节, 可以看出当时人大的地位。

中国人民大学的成立是经当时中苏两国最高领导人商讨后拍板决定的。

1949年6月底至8月中旬,以刘少奇为团长的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苏联。在 《关于向苏联学习党和国家建设经验的问题给联共 (布)中央斯大林的信》中,他们谈及建立新中国的八个问题,其中的第三个问题即“我们想请苏联为中国的建设管理人才办一所专门学校”,主要开设“工业、商业、银行、法律、教育等系”。斯大林对此表示:“这是好事,有困难,但可以办。”后经反复磋商,决定“中国大学不设在阿尔马达(即今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而设在北平,由苏联派教授”。8月7日,毛泽东复电同意建校方案。这个差点儿就“建在中国境外的中国大学”,就是现在位于北京中关村大街上的中国人民大学。

最初的选址是在北京东城区铁狮子胡同1号。1950年10月3日,中国人民大学在这里举行了开学典礼,刘少奇、朱德等众多国家领导人出席。刘少奇发言中的一句话,为人大的地位与作用定了调:中国人民大学“是我们中国第一个办起来的新式的大学……中国将来的许多大学都要学习我们中国人民大学的经验,按照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来办立其他的大学。”这一天后来就成为人大校庆纪念日。

什么叫“中国人民大学的样子”?人大校史研究室副主任陈伟杰解释说,简单地说,就是学习苏联的大学模式。苏联兴办高等教育的思路,是按照国家建设的需要,把原有的专业划分成若干具体的专业,以学院为组织教学科研工作的基本单位,强调学院的能动性和自主性。与欧美大学注重“通识教育”、培养“通才”不同,苏联模式以培养专门人才为目标,注重专业分科。

根据中苏两国之前的约定,由苏联援助中国建立人民大学。从1950年到1957年,人大先后聘请了98名苏联专家,是全国聘请苏联专家人数最多的高校。在这种情形下,中国人民大学的办学模式,从专业设置、人才培养、师资培训、教材编写到科学研究,几乎都是在苏联专家的指导下,参照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因此可以说,苏联专家奠定了中国人民大学学科建设的基础。

人大建校初期,就以培养“专才”为目标,所设学科都是与国民经济建设需求联系非常紧密的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比如,学校最先设置的大学本科专业有经济系、经济计划系、财政信用借贷系、贸易系、合作社系、工厂管理系、法律系和外交系,后来又增设了国民经济计划、农业经济等专业。此外,人大还设有专修班,包括经济计划、财政信用借贷等班。随后,又开设了中共党史和马列主义理论方面的专业。这些专业都是当时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最急需人才的领域,也是最需要向苏联学习的专业。

白求恩大夫为陕公的同学们作报告。供图/中国人民大学

由于人大的特殊出身,它成了中国文科高等教育的“工作母机”。在当时,法律、贸易、工业经济、档案、党史等15个以上的系或专业为新中国首设,35个以上的研究生专业也是首设。

法律系作为1949年后中国第一个正规法学高等教育机构,在创办初期就帮助北大法律系、复旦法律系和北京政法学院等第一批院校培养师资、提供教材和教案;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教研室以培养师资、派人支援等各种方式,为其他高校设立相关教研机构提供支持。据1980年代的统计,在当时全国高校近30个哲学系中,有26个系的系主任是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

“建设中国人民大学培养万千建国干部”,这条标语出现在一张人大老照片里。据调查,当时中国的知识分子仅有200万名,仅占全国总人口的0.37%,与新政权建设的迫切需求远不相称。因此,中央政府创办人民大学最迫切、最重要的动机,就是培养各行业尤其是经济领域的建设管理人才。

为适应这一庞大的需求,仅有本科生与研究生教育是不够的,人大还开设了多种层次与类型的函授班与夜校等,这也成为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成人高等教育的发端。

据统计,在1949~1966年的17年间,全国毕业研究生总数为16397人,而人大一校就为国家输送各类研究生共5133名,占全国总数的近三分之一。另一个角度的观察则是,根据2003年发表于《当代学生》杂志上的一篇文章,在人大的十几万毕业生中,副部级以上干部有300多人,厅级干部高达2000余人。

然而很快,国内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就波及人大。到1973年,人大遭受了撤校的灭顶之灾。所幸,当时的副校长郭影秋富有远见,提出要求:中国人民大学的学科建制不能打乱,要按学科、系别分到各校。北京市委接受了此项意见。于是,学校2000多名教职工陆续被分到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经济学院等单位工作。得益于这种成建制分配的做法,人大的整体实力才没有遭到致命打击,为“文革”结束后的迅速复校奠定了基础。

在“文革”结束、人大复校后,邓小平关于人大的指示是,“人民大学是要办的,主要培养财贸、经济管理和马列主义理论工作者。”

  “第二党校”

人大又被称为“第二党校”,如今,这个“绰号”的来源已难以考证。很多人认为,早在“文革”之前,民间便已有这一说法。这不仅因为人大的校训“实事求是”与中央党校一致,更因为人大有很多“红色院系与专业”。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共党史系、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运动学科……

说起自己的专业,党史系副教授、《何干之传》一书的作者耿化敏用了一个词——“大熊猫级”来说明它的特殊性与重要性。说它特殊,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小众的专业,在1978年之前,全国只有人民大学一所高校有此专业。直到今天,全国也就只有人大、湘潭大学、延安大学、井冈山大学与广西民族大学5所高校在本科生中设有党史系。说它重要,是因为要理解今天的中国,必须了解中国共产党;要了解中国共产党,就必须知道它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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