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先生儒雅倜傥，爱好很多。我记得他曾请我们全家进城(那时管到市区去叫“进城”)去看戏。宋先生也好书画。那时房子不讲究装修，父亲的书房墙上有处地方掉了墙皮，就想用字画遮挡一下。选来选去，一般条幅都不够宽，遮挡不住，于是就挑了一幅董其昌的行书中堂遮挡，中堂上题五言绝句：“春风二月时，道旁柳堪把。上枝拂官阁，下枝通车马。”那幅中堂虽然是先曾叔祖赵尔萃傲徕山房的旧物，却是清人所仿的赝品，所以随便挂挂也无所谓。那日宋先生来，颇注意，来回端详，还说写得如何好。宋先生虽然比父亲大将近30岁，但总是将父亲当成朋友。按道理，我应该叫他“宋爷爷”，但因他和父亲同事，一直以“宋伯伯”相称。前年，宋云彬先生的文孙宋京其等家人将他所藏书画拍卖，以其所得建立了“宋云彬古籍整理出版基金”，此举得到了社会和学界的一致好评。今年春节，京其来寒舍，我们还谈起许多翠微路的旧事。
山东大学的王仲荦先生曾受业于章太炎，是章太炎先生晚年的弟子。王先生不但是治魏晋南北朝史的著名史学家，也是执教山东大学40年的教育家，门人学子遍布海内外，影响卓著。不过我见到的王先生却是非常谦和慈爱，没有任何学术权威的架子。他方方的脸，比较胖，总是笑嘻嘻的，说话细声细气。他在西北楼住的时间较长，也常来我家，所以我印象特别深刻。
1966年11月，彼时二十四史点校第一阶段因“文革”而停止，王先生也早就回到济南。当时我借着“串联”之名去江南游山玩水，第一站先到了泰山，在泰山上盘桓了三日后，下山到了济南，就直奔他在山东大学的家。他在“文革”中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家中也很平静。他的夫人郑宜秀先生比较年轻，很能干，事业心也很强。王先生夫妇对我这个不速之客非常欢迎，体贴周到至极。我对他家最深的印象就是家庭和睦，即使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也能感受到其乐融融的气氛。他们让两个孩子第二天陪我去游大明湖，临走还特地叮咛我们不要在外面乱吃东西，必须回家吃饭。我在那里虽然只住了两夜，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