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托老家的亲戚从一家医院找到了一盘地库的视频，迫不及待地打开。这是个只有影像而没有声音的监控记录，大概半个多小时，固定在一个视角下，一会儿出来一个人，然后又进去，接着有车开出来，有些人在交头接耳，又急急忙忙地分开了，有的人则拿着饭盒出现在画面里。徐冰开始试着编故事，假设从地库出来的一个男人和拿着饭盒的女人有着婚外情的关系，女人的丈夫住院了，他们想借送饭的机会谋杀他。
这么一编，徐冰觉得这个创作概念一定能成，只要有足够的素材就能把剧情推动下去，“你想安插什么情节都可以，就给他们设计各种各样的台词，比如这两个男女会怎么讨论谋杀，去了医院出来之后完成了什么，等等。最终，我们给真实发生的生活，安插一段跟现实没有关系的事。”徐冰对《中国新闻周刊》说。
因为这样没有主角和主演，为了推进故事，徐冰琢磨着干脆就讲个整容的故事，“整容反正就是变脸。”可他把想法告诉做电影的人，几乎都认为这是不可行的，“他们都觉得只能做成一个小的实验电影或者艺术作品。”
徐冰先后请来编剧张撼依和诗人翟永明写剧本，故事编得很顺利，但获得监控的渠道有限，怎么把不同的素材贴合到剧本里成了难题。事情搁置了两年，到2015年时，徐冰看见一份资料统计显示，世界上已有超过两亿六千万监控摄像头在工作，并以每年15%的趋势增长着。
他直接打开五六个直播网站，发现其实来自民间的监控镜头要比官方安装的丰富得多。这让徐冰感到，这是一个在民间反而更容易利用监控与世界发生关系的后监控时代。
之后，他工作室里同时运转了近二十台电脑，实时监控着一些街道、奶牛场、餐馆、寺院等不同区域的画面，好像中国各地正在发生的事都一下出现在一个空间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