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阴影中的战士》披露了更多有关法国抵抗运动的细节。
今年5月，4名抵抗战士的遗骸被安葬在巴黎先贤祠。
二战落幕70年后，法国地下抵抗运动的成员正在和他们的故事一同淡出主流视野。作为那段黑暗岁月中鲜见的亮色，他们仍在努力让自己独一无二的记忆留传后世。
二战结束70年后，那场人类历史上最宏大、最惨烈的战争，仍在法国公众的集体记忆中挥之不去。在国家被纳粹铁蹄践踏的岁月里，作为战时年代为数不多的亮色，法国地下抵抗者为了国家和个人的自由，曾为后世留下了无数兼具英雄主义和悲剧气息的故事。
曾任二战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在回忆录中向法国抵抗运动致敬：“我们在法国内部的伙伴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没有他们的巨大帮助，解放法国和打败纳粹的战争将持续更长时间，造成更大损失。”但即便如此，随着亲历者慢慢凋零，在法国当下的主流叙事中，抵抗者的个人经历特别是出身背景，似乎正被有意无意地淡化甚至抹消。
性别和身份并不重要
在打破沉默、讲述亲身经历的前一晚，出生在巴黎的犹太人夏洛特（Charlotte Sorkine Noshpitz）梦回战争年代，仿佛看到了抵抗组织的成员像孩子般整整齐齐地坐在地板上，她自己站在人群背后。夏洛特今年90岁，如果其他伙伴还活着，应该都已年至耄耋。
1940年，法国沦陷于希特勒之手。17岁那年，夏洛特在尼斯加入了抵抗组织。她伪造了上千份证件，把被占领当局迫害的犹太儿童送往法国-瑞士边境。1944年7月，盖世太保逮捕了小组里的24名成员，夏洛特加入另一个独立联络小组，开始为犹太人抵抗组织购买和输送武器。还有一次，她在纳粹党卫军举行会议的电影院埋设了炸药。
据美国“The Forward”网站报道，在类似的犹太人抵抗组织中，大约40%成员是女性。在70年前的法国，女性几乎没有任何政治权利，受教育、上大学的机会也相当稀少，但她们在抵抗运动的决策和执行过程中发挥了重大作用。
1940年，时年60岁，本该回乡颐养天年的迪萨德夫人（Marie Louise Dissard）也投身抵抗运动，她的组织由一名滞留敌后的英国士兵创建。后者于次年被捕后，迪萨德接过了全部工作。年龄和性别的“优势”，让她畅通无阻地来往于各地，将飞机被毁、跳伞着陆的盟军飞行员集中到法国南部，并安排向导带领他们翻越比利牛斯山脉，逃脱搜捕。
这份极其危险的工作被迪萨德滴水不漏地经营了两年多，总计250多名盟军飞行员得到了这位老妪的保护。直到1944年1月，一名向导被捕，他随身携带的笔记本上恰好写有迪萨德的名字。真实身份暴露的迪萨德被迫转入地下，辗转于各地躲藏，直到法国解放。
抵抗之火始终熊熊燃烧
1942年5月，当被占领当局的军警质问为什么拿起武器时，抵抗运动成员玛格丽特·戈内（Marguerite Gonnet）回答：“很简单，因为男人们放弃了。”
法国沦陷后，菲利普·贝当（Philippe Petain）建立了形同傀儡的维希政权，被视为奇耻大辱。因此，坚持抵制纳粹占领的法国地下抵抗运动，俨然是黑暗中惟一的希望之光。身为“自由法国”的领袖，戴高乐充分意识到这一点，于1940年6月通过英国广播公司（BBC）号召：“无论发生什么，法国抵抗的火焰都不能熄灭，也绝不会熄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