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党史博览》2014年12期，作者：李景贤，原题为：《毛泽东与斯大林》，为节选。
斯大林比毛泽东大15岁。从20世纪30年代初起，斯大林就开始关注毛泽东，感到他与王明最大不同之处，在于扎根于中国革命实际之中;在遵义会议后，默认他在中国党内、军内实际上的最高领导地位。西安事变爆发后第六天，斯大林在回复中共中央的请示电时，要毛泽东对蒋介石“不可杀”，宜与他加固抗日统一战线。1938年秋，斯大林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回延安，宣布毛泽东为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在美国授意下，邀毛泽东赴重庆“商谈国是”，斯大林要毛泽东前往与之周旋，争得宝贵的时间。以上四点归纳，笔者称之为斯大林在四大关键节点上对于中国革命的决策。
长期以来，斯大林一直视中共为共产国际在远东的一个支部，斯大林、毛泽东二人，实际上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斯大林在上述四大关键节点上的重大决策，对中国革命的胜利至关重要。诚然，重要历史人物的重大作为，都首先为了本民族（斯大林从民族属性来说是个格鲁吉亚人;但从社会属性来说，他自认为是个“俄罗斯人”）、本国的利益，斯大林也不可能例外。
重庆谈判后不久，蒋介石就撕毁《双十协定》，引爆了中国内战。在斯大林设定的中国战略棋局中，中国战场分为关外、关内两大块。据他估计，中共夺取关外的东北，尚不至于引起美国干预，但中共军队如入关作战，就会招致美国军事干预，这势必威胁苏联东部的安全。于是，斯大林决定调处国共内战。1948年初，克格勃高官、苏联驻华使馆原武官罗申，被斯大林选为新任驻华大使，斯大林让他向美方和国民党政府进行游说，以便国共两党划江而治，来个新“南北朝”。
1949年初，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其政府南退至广州。在美国等国大使拒绝“跟退”的情况下，苏联大使罗申却受斯大林之命，令人惊讶地也撤到广州。由此可见，即使到这个时候，斯大林还是没放弃在中国建立“南北朝”的初衷。毛泽东感到斯大林对他不信任，这显然是一大缘由。早在1945年8月，当毛泽东接到斯大林要他赴重庆与蒋介石进行谈判的电报时，就怀疑其搞“南北朝”的图谋，遂复电称，蒋介石邀他赴渝相谈，只不过是“国民党的和平骗局”。但为了国内和平，毛泽东还是决定亲赴重庆，与国民党展开谈判。斯大林怀疑毛泽东会成为“亚洲的铁托”，也并非空穴来风。他通过多种“内线”得悉两个重要情报：一是毛泽东在外蒙古、苏联在“中国东北固有利益”两大要害问题上，均持不利于苏联的立场;二是毛泽东在革命胜利后要同美国拉关系。
毛泽东与斯大林交谈、会谈的苏方主要翻译费德林在回忆录中，专门谈到上述“南北朝”问题。他说，毛泽东访苏时，两位领导人绝对没有谈过此事，这也许是中国人的一个猜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