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常常以大哥为荣。有时候，他会把大哥小时候的画拿出来给我们看，说：“你看，这是虎儿画的。”
小时候，母亲让我学钢琴，我其实坐不住。同学会在窗外叫我的名字，让我出去一起玩。我哥哥看见就说：“不要乱叫，她要弹钢琴，叫她干嘛！”我每天在客厅里弹钢琴，心里一直不耐烦。妈妈常说：“我们赚钱也很辛苦，出了钱给你学，你要好好学。”仿佛我是为了他们在弹，听着听着我就流泪，觉得委屈。
但是每当父亲回家，他在客厅画画，无形中就管住了我。他其实知道我坐不住，就对我说：“傅雷教育孩子是打傅聪，我不赞成他的教育方法，这要靠自觉。你喜欢你自会好好学，你不喜欢打也没用。”
当时我年纪小，听不懂。只觉得坐在那里很冤枉，泪水直往下掉。
蜗牛爬到脸上
他笑说这是法式蜗牛
被打成“右派”后，父亲中风，右半边身子瘫痪。母亲始终没有放弃，与父亲共同度过艰难困苦。生病期间，父亲的手无法画画了，但是他对画画的爱好从来没有放弃过。他让母亲把画挂起来给他看，继续琢磨研究。
那时候家里气氛凝重，几乎没有声音。父亲从一级教授降到四级，各方面待遇下降，但他需要补充营养，家里看上去排场很大，开销也大，一栋洋房要付房租，当时一个月工资也交不起房租。我母亲很不容易，她哥哥在香港，寄来很多粮油糖，她就拿这些东西去换钱，给父亲买补品。那时候我读书也受到影响，老被人说出身不好，平时夹着尾巴做人，一般同学不搭理我。
“右派”脱帽后，父亲心情好了，病也好了，又要出去跑，出去写生。我又看不到父亲了。之前母亲一直帮父亲推拿瘫痪的半边身子，父亲很坚强，病好了以后，不仅可以画，可以走，还活到了98岁，你说是不是一个奇迹？
我初中毕业，家里过了几年平平安安的日子。但是我考高中还是受父亲影响，不能上太好的学校，只能到职业学校，学纺织印染。录取后的一天，班主任来家访。我们家很洋派，有沙发、地毯、钢琴、油画。这次家访完后，班主任就在学校到处讲，说有些学生家里怎么怎么豪华，说得我很难受。
“文革”时，我家房子被封，留下一间客厅，父亲、母亲和我们几个人打地铺。家具只有一张方桌，四把椅子。全家生活费只有20元。除了父亲有一瓶牛奶之外，一日三餐都是青菜辣酱下饭。之后我们又被扫地出门，那时父亲已经60多岁，全家搬到另一处小地方居住。
但我父母从来没有唉声叹气。他们很乐观，还互相开玩笑。冬天，我们冷得要命，申请去原屋拿衣服。佣工很好，偷偷拿点笔、纸和画册，送到我们的住处。父亲依然在画画。我们居住的地方，中间有一个天井，可以洗衣服，后面是暗暗的厨房。我们睡的地方特别潮湿，常有蜗牛爬过。父亲睡在最外面。晚上，蜗牛就爬到父亲脸上，父亲还在呼呼大睡，睡得很香，忽然感觉不对，手一拍，脸上怎么黏答答的。他讲笑话说，这是美食法式蜗牛。
家里再有钱
堆成山也没有意义
我自己也没想到，反而是那段日子，我一直陪在父亲身边，拉近了我与他的距离。
父亲一直跟我回忆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他说，当时的时局不稳，留学的资金有时会发，有时没有。他就去卖画。每天去卢浮宫，一边写文，一边写生。“留学时间有限，这么好的机会，我自己学都来不及学，一定要好好珍惜。”父亲说。所以他那时很用功。最后实在没有钱，他就从市里的阁楼房里搬到了法国郊区，租了间房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