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一生的爱好往往变幻莫测，有时一个契机便可改变。我今年55岁，从事文字编辑与文字写作也已三十多年。但我在青少年时期却是痴迷绘画的，拜过名师下过苦功并参加过天津及全国少儿美展。变化出现在19岁的某一天。那天听完老师讲文学史上的曹禺，在连夜读罢刚刚解禁出版的《曹禺选集》后，我交上了一篇名为《浅论周朴园的虚伪性》的作业，岂料几天后作业发回，老师竟有如下批语：“此文如系你本人所写，实乃文坛大幸。”这让我受宠若惊。后来，我在做了《天津书讯》报文字编辑的同时，由曹禺而巴金而老舍，由老舍而张恨水而刘云若，最终迷上了民国通俗小说。因此可以说，是曹禺把我引进了文学殿堂，是那篇不经意间写出的小文改变了我的兴趣爱好——小文及老师批语我一直珍藏至今。
做梦也想不到，就在我“热恋”曹禺的温度持续上升之时，却机缘巧合地见到了魂牵梦绕的偶像。1985年国庆节刚过，南开大学出版社崔国良社长给我们送来了刚刚出版的由曹禺研究专家田本相先生编纂的《曹禺年谱》，并告知由南开大学、天津剧协及天津人艺联合主办的“曹禺同志75周年寿辰暨戏剧活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将于10月4日至6日在南开大学举行，届时曹禺将亲临大会，他邀请我们书讯报派记者前去采访。幸运来得如此突然，我赶紧向主编汇报并毛遂自荐要求去作会议报道。
1985年10月4日早上9时，会议如期召开。当曹禺在刘厚生、来新夏、陈瘦竹、于是之、夏淳、晏学等名家陪同下，于主席台就座时，我借帮助摄影记者德君兄拍照的机会，跑到台前仔细端详着偶像，至今记忆深刻的是他那厚厚的眼镜片和脸上的暗斑。开幕式后，来自全国六十多家单位的百余名代表就曹禺的戏剧成就展开研讨。那时我见少识浅，坐在旁听席上只是傻听，觉得每位的发言都如圣旨一般，包括那些听不懂的，而曹老则时不时在插话解释。30年后，我也忝列代表之中参加过曹禺学术研讨会，并在会上作了论文宣讲，虽然有些发言我仍听不懂，但曹老已经不在了，取而代之的是曹老女儿万昭。
值得一记的是，在那次会议间隙，当我写完报道赶回报社交稿时，主编却因有其他工作错过亲见曹禺而深感遗憾，因为他本身就是业余话剧导演，上世纪50年代曾执导工人话剧团演出过《雷雨》。经过磋商，主编决定改日赴京拜访曹禺，并请他为报纸创刊三周年题词，为此他让我在会上想法儿拿到地址。于是，这便促成了我们几日后的曹府之行。
曹禺的家位于北京木樨地。1985年10月13日上午10时许，我们一行叩开了曹禺的家门。曹老当时仍在睡觉，但得知是天津的记者赶来时，他立即起床，穿着睡衣顾不上洗漱便来到客厅接待我们。我们递上自家报纸，赶忙作自我介绍，曹老习惯性地将眼镜往脑门上一推，便认真看了起来。此时德君兄不失时机地按动快门，将这一瞬间变成永恒。接着主编便倾诉了多年的仰慕之情，我在旁边也不知天高地厚地跟着附和，并时不时迸出几个诸如“戏剧冲突”“三一律”“四堵墙”之类的专业名词。此时只见曹老放下报纸缓缓地说：“《雷雨》是我23岁写的，写《日出》时也就25岁。那时我虽然读过一些易卜生的戏，也掌握了一些戏剧技巧，但真正让我拿起笔来写，却是因为当时心中有一种压抑的情感，不吐不快。写作一定要有感觉，首先是人物，你一定要对他熟透了。主题最好晚一点成形，可以先构思情节、场面。比如《雷雨》，我先想到‘敲窗’，后来又想出了‘吃药’‘相认’。《日出》也是如此，最先有的是结尾那句唱词‘日出东来，满天的大红；要想吃饭，可得做工’。”随后，我们便谈起了曹老的新作《王昭君》。此时曹老激动起来，他说：“这是周总理交给我的任务！”记得当时曹老对有些人对该剧的非议颇不以为然。原话记不清了，今日为写此文，我翻出了当年为采访准备的资料，其中一张1979年出版的《文汇报》上，徐开垒的《访曹禺》一文或许能代表曹老当时的心情：“他对国外有些人把历史剧《王昭君》称作‘填词文学’表示愤慨。他认为这是很不公平的。他说，他写《王昭君》，确是周总理交给的任务。但这里所说的‘任务’，并不是指行政上的命令。周总理在文艺工作上一向尊重作家的自由劳动，从来不给人规定写什么题材，当时他完全是用商量的口吻，给曹禺提供一些线索，提些建议，写不写完全由曹禺自己决定……‘我们要写熟悉的生活，这话并没有错。’他说：‘但有些不熟悉的生活，作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趣去熟悉它，了解它。当熟悉了之后，写出来的作品，就不能仅仅因为它是结合政治任务写成，而轻易地加以否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