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大唐“三绝”
但凡是中国人，一提及大唐，少有不为唐时的繁荣、强大及其璀璨之文化而骄傲的。不同于宋时经济、文化发达却武力孱弱，唐朝却是文治、武功皆备。文宗皇帝之时，曾向全国发出了一道罕见的诏书，将李白的诗歌、张旭的草书、裴旻的剑舞御封为大唐“三绝”。此“三绝”者，虽各不相同，然究其本质，亦有相通之处，皆具有大唐文化精神之鲜明特征。
大唐之所以为大唐，更是因为其独具恢弘、豪放且鲜活的文化气质。唐太宗李世民是位雄才大略的君主，他在《贞观政要》中说道：“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正是他的这种兼容并蓄的执政理念，使得唐时的开放精神与包容精神，是历朝历代皆难企及的。因此，唐时的文化精神，也是博大而浑厚的，且因为西域文明的注入，又带着几分狂放不羁之表现。
到了开元、天宝年间，大唐的文化艺术发展更是到了登峰造极之水平，涌现出一大批惊才绝艳之辈，而“三绝”者，亦皆是出现于此时。“三绝”者，诗仙李白之名最是响亮，不管在其生前还是身后，皆是响彻寰宇，无人不晓;而草圣张旭，虽在书法界自创一派，有开山祖师之地位，但民间除了书法艺术爱好者，所知者甚少;至于武圣裴旻，史书记载犹少，故知者更是寥寥。不过，有意思的是，此三人者，竟然颇有交集，倘以李白为主线的话，可以发现，他不仅与张旭是资深酒友关系，且与裴旻是师徒关系，少年时曾从其学剑。
李白，是千余年来唯一被称为“仙” 的诗人，若说唐诗代表着中国诗文化的巅峰水平，那么，李白即是此巅峰上的第一人。他一生作诗九百余篇，其诗豪放、大气、开阔，艺术手法夸张而又充满独特的想象力，往往有出神入化之感，故贺知章称其为“谪仙人”，杜甫则有“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评价。他“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且“剑术自通达”，可谓文武全才。李白少年起便仗剑远游，足迹踏遍大半个中国，因胸怀“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之志，故一心寻求建功立业之机会。但直到四十岁，其诗文亦早已名满天下，却依然是一介布衣，犹是屡行干谒之举，所以他叹道：“我有吴越曲，无人知此音。”
四十二岁时，李白才因为贺知章之推荐，得以被玄宗皇帝赏识，且诏封翰林院。初始，李白有一种如愿以偿之快意，踌躇满志的他，甚是有股“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之豪情。但可惜的是，其时玄宗已不复早期执政之清明了，纵李白满腹经纶，然帝王心不在此，又待呼奈何!再加上“白玉栖青蝇，君臣忽行路”，玄宗因受谗言影响，对他也日渐疏远，所以他最终落得个赐金放还之凄凉下场。一腔热血化为乌有，这个打击不可谓不沉重，所以他后来才有“大道如青天，我独不得出”之悲叹。
政治上失意如此，李白就于酒中寻求心灵解脱与快意，更以“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 之句，聊以自慰。因为，即便悲愤，李白也绝作不出唉声叹气之状。他在《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中开篇第一句即是“弃我去者，昨日之日不可留”，表明他对以往的一种放逐态度，好也罢，坏也罢，总之不必再执意于过去的得失了。就算“人生在世不称意”，我也依然心存“明朝散发弄扁舟”之乐观。这就是李白的伟大之处，纵内心煎熬如斯，他也依然无改其豁达、豪迈之本色，是以其诗能够“悲而不颓、哀而不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