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初年，原本向朝廷称臣的南越王赵佗称帝，使国家面临南北分裂的危险，此时汉朝国力尚不雄厚，恢复和发展经济是当时的首要问题，但国家统一又是不容动摇的原则，面对这样的矛盾，汉文帝充分运用政治智慧，制定和实施了正确的决策，最终使问题得到妥善解决。 国家统一面临挑战 秦朝建立后在岭南地区设立了桂林、南海、象郡等3个郡进行管辖，但秦朝很快陷入战乱，中央政权对岭南地区鞭长莫及。当年远征岭南的秦军中有一个叫赵佗的人，祖籍河北，后来留在了岭南，任南海郡龙川县令，他趁乱掌握了南海郡的实权。 赵佗下令断绝与中原的交通，“绝道聚兵自守”，同时清除郡内仍忠于秦朝的官员，在重要岗位上全部安插心腹，实力增强后又向附近其它地区发起进攻，大约在公元前204年前后吞并了桂林郡和象郡，控制了整个岭南地区。此时中原地区仍在混战，赵佗于是公开称王，自封为“南越武王”，历史上称这个地方割据政权为南越国，其控制范围南至今越南中部，史书称其疆域“东西万余里”。 汉朝建立后南越国继续存在，双方形成了对峙，刘邦很想将其征服，但汉初民生凋敝，无力再兴兵南征，于是派名士陆贾赴岭南，封赵佗为南越王。陆贾向赵佗陈述利害，赵佗接受了汉朝的分封，向汉朝称臣，刘邦命令赵佗“和集百越，毋为南边患害”，双方还开通关市发展贸易，这之后，南越在经济上对中原地区的依赖程度很高。 刘邦驾崩后汉惠帝即位，随后吕后称制，掌握了朝廷大权。吕后大约觉得南越国不太服管，双方关系变差，吕后一生气，下令“毋予蛮夷外粤金铁田器”，“金铁田器”指的是铁制、铜制的各种农具，当时岭南地区还无法制造这些先进生产工具，全部从中原地区贸易中取得，这条禁令无疑掐住了南越的脖子。 吕后也许是想拿这些来施压以使赵佗低头就范，但已经当了十多年南越王的赵佗已不再是原先那个小县令，也不是陆贾几句话就能让其乖乖就范的了。赵佗干脆自称“南越武帝”，与汉朝彻底决裂，并发兵攻打与南越相接的长沙郡，占领数县。吕后大怒，派将军周灶讨伐南越，由于地理环境不熟、北方将士不适应岭南气候等原因进展缓慢，而此时吕后驾崩了，刘邦的儿子刘恒即位，周灶率军回师。赵佗既不取消帝号，也不向汉朝朝贡，摆出一副与汉朝“平起平坐”的姿态。 汉文帝的政治智慧 刘恒继位时汉朝国力仍然较为有限，还在休息生养的阶段，同时内部也面临许多挑战，发生过济北王刘兴居叛乱事件，南越成为当时汉文帝手上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如果继续对南越用兵，一来面临军事上的风险，弄不好就会重蹈吕后远征无功的覆辙；二来即使军事上取胜，也会付出巨大代价，对于仍处在百废待兴的汉朝来说也是不划算的事。鉴于此，汉文帝决定改变解决南越问题的策略。 汉文帝了解到，赵佗之所以称帝并攻打长沙郡，是因为他认为吕后听信了长沙王吴芮的谗言，刘邦当年封吴芮为长沙王，将长沙、豫章、象郡、桂林、南海等5个郡作为其封地，其中有3个郡在赵佗手中，赵佗认为吴芮想拿回封地才挑拨南越与朝廷的关系，赵佗曾分别派内史、中尉、御史等3次赴长安进行申辩，但都被吕后扣压。这些表明，赵佗本意没有蓄意分裂汉朝的打算，让他取消帝号重回汉朝仍有可能。 吕后当初下令毁了赵佗父母的坟墓，汉文帝命人将其重修，每年奉祀，并派人守护，又召见了赵佗留在中原的亲属，任命其官职并厚赐。做完这些，汉文帝又给赵佗写了封信，仍命陆贾送去。 汉文帝让陆贾带去的这封《赐南越王赵佗书》写得很用心也很精彩，历来评价很高。信的一开头写道：“皇帝谨问，南越王甚苦心劳意。”这句话既摆明双方的地位，奠定原则和基础，同时又亲切、低姿态。紧接着是一句“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汉文帝知道赵佗对他的父亲刘邦很有好感，所以强调了自己是刘邦的儿子，同时他又是刘邦与薄姬所生，意在强调自己是“侧室之子”，一方面继续低资态；另一方面与吕后划清界限，不让赵佗产生误会。汉文帝在信中还告诉赵佗，他家祖坟已被修护，进一步增进好感。 之后汉文帝笔锋一转，说南越掀起战火以来，双方损失都很大，“长沙苦之，南郡尤甚”，南郡是赵佗的地盘，这句话表面看来是慨叹，也有慰问之意，但其实软中带硬，意思是“杀我八百，你自损一千”。就赵佗关心的长沙王封地问题信里也专门进行了解释，认为那是高祖皇帝很久之前做出的决定，并不刻意针对赵佗，汉文帝向赵佗承诺，只要他接受朝廷的封王，取消帝制，“服领以南，王自治之”。汉文帝还让陆贾带去一些礼物，包括“上褚五十衣，中褚三十衣”，以示慰问。 赵佗看到这封信，感动之余也陷入沉思，他是个能洞悉大势的人，与汉朝长期僵持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取消了帝号，重新接受汉朝所封的南越王。还准备了一批贡礼，包括“白璧一双，翠羽千尾，犀十座，紫贝五百，桂壶一器，生翠四十双，孔雀二双”，派特使赴长安朝贡。 付出小代价达成大目标 赵佗于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7）去世，按照史书上的说法，他大约活了100多岁，历经汉朝数位皇帝，称帝这场风波过去后赵佗果然信守了他的诺言，至死都为汉朝的藩属，形同诸侯王，使广大岭南地区留在了汉朝的版图之内，维护了国家统一。毛泽东主席曾诙谐地称赵佗为“南下干部第一人”，还说他是“开发岭南第一人”。 这场危机得以化解与陆贾“二使南越”有关，陆贾因此被称为汉朝的“政治家、思想家和外交家”，但重要的还是汉文帝的正确决策。南越问题很复杂，一味用强或一味示弱都不行，对分寸的拿捏、原则性和灵活性的把握都要求很高。汉文帝刘恒虽然没有他的孙子汉武帝刘彻那样的雄才大略，但他很务实，也很细心，没有他的高瞻远瞩和周全的安排，南越问题就无法顺利解决。 解决难题离不开对机遇的把握。把握机遇有不同的层次：一是认识机遇，机遇到来时能看到，从而不让它擦肩而过；二是利用机遇，因势利导、趋利避害，让机遇为我所用；三是制造机遇，需要机遇时没有怎么办？那就创造机遇来为我服务。汉文帝从大局着眼定下南越问题的基本策略后，为打破僵持的局面，他耐心细致地进行了大量的准备工作，包括整修赵佗祖坟、任命其亲属为官、精心撰写书信、挑选最合适的人出使等，在没有机遇的情况下创造出了机遇。 汉文帝解决南越问题的启示还有，解决重大的原则问题、棘手问题，不一定必须付出重大代价，在挑战面前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既要不失原则，又不能纵一时之忿，要从国家和民族的最大利益出发，充分运用策略技巧、发动政治智慧，只要能审时度势、顺势而为、精心谋划，一样可以用小代价达成大目标。 当然这是有前提的，任何谈判或者外交活动都要有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作持盾，否则“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成为一句空谈。汉朝初期国力尚未达到汉武帝时的鼎盛，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尤其实行了休养生息的政策，经济恢复得很快，朝廷实行低税率，百姓生活大为改善，汉朝的软、硬实力都在迅速增长，这才是汉文帝真正的底气，也是让赵佗甘心称臣的前提。汉文帝继位之初就以较小代价顺利解决了南越问题，为和平发展赢得了时间，文景之时汉朝的发展速度很快。想想看，如果汉文帝像吕后那样因一时之怒就大起刀兵，那“文景之治”也许就不可能出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