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期，为了稳固敌后抗日根据地，应对日军的疯狂进攻，我们党在抗日根据地积极主动开展符合局势变化的军政建设。精兵简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登上历史舞台的。对于精兵简政，已有不少研究成果，而对其所具有的历史特点至今尚乏人总结。实际上，作为一场成功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变革，精兵简政在具体实践中经历了漫长的摸索过程。这个过程特点极为鲜明，并颇具独特之处，大致说来可主要概括为以下六个方面：
一是主动性强。抗战时期精兵简政是在敌后根据地日渐缩小的情况下进行的，是中共在“鱼大水小”的情况下为了克服抗日根据地严重的财力困难、维系抗战局面而主动提出的精简机关、休养生息的应对之策。毛泽东曾指出：“‘精兵简政’这一条意见，就是党外人士李鼎铭先生提出来的。他提得好，对人民有好处，我们就采用了。”其实，面对如此严重的困难局面，在李鼎铭提出精兵简政之前，各敌后抗日根据地已经从军队着眼开始了局部摸索，而且在精兵简政提案提出之际，中共中央更是同步下发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要求主力部队适当采取精兵主义，减缩编制。由此可见，精兵简政是中共中央和各敌后抗日根据地面对困难一致主动探索的新路。尽管当时的精简尚处于摸索的初级阶段，思路尚未明晰，但由其高度重视的态度已足可看出我们党谋求发展之道的主动性。
二是主题鲜明。精兵简政的主题就是“精兵”与“简政”。按照1942年9月15日《抗战日报》社论《贯彻精兵简政》的说法，所谓“精兵”，“就是要把我根据地内的党、政、军、民各方面的抗战力量配备得更精干”；所谓“简政”，“并不是减少政事、减少工作，相反的，是要加强政事、加强工作，使工作的质量和效率提高，此外则把某些不适当的工作加以调整，某些文牍现象、繁冗事务加以淘汰，使执行起来灵活、机动、切实，收效大，而人民又容易了解、接受”。在鲜明的主题指向下，精兵简政具有极强的可操作性。对此，1942年1月13日《晋察冀日报》指出：“只有干部质量提高，每个人站得住岗位，而政才能简，工作才能头头是道。也只有行政机构精干，工作制度健全，干部才能更发挥才能，胜任愉快。”因此，精兵简政不应使工作减少，而是要使工作正规化、系统化，提升对工作的要求，推进各方面的建设。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在执行精兵简政方针时，抓住各自的工作中心，“减少一切不必要的事，少开空头会议，少作主观命令，少作不合实际的工作布置”。同时，还要建立正规化的工作制度，正确使用干部，使机构灵活健全，手续方便快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