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以托购、聚看、借阅、交换新书报来交朋友的情形，在张棡日记中屡屡出现。同年五月十二日下午，张棡内兄林骏家的工人依常例给他送来正和信局寄来的 《新民丛报》《政艺通报》《中外日报》 和 《同文沪报》。收到书报，张棡马不停蹄地写了三封信：一封回复林骏；一封给正和信局并附买报款四元； 还有一封交庆元银楼老板石品南，因为这家银楼除了售卖首饰外，还是新书报的代办处和销售地。张棡等每次进城，银楼就是地方新学群体重要的聚会地点。张棡在寄信之余，还没忘记给林骏带一部中版《日本国志》，因为这位内兄已经拜托他寻觅此书很久了。
报纸、学校和学会塑造读书人“想象的共同体”
对清末民初读书人来说，交朋友的重要时间节点或许并不在1840年，也不在1911年，而在1895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
甲午战争的失败相较前几次战争的失败，对中国读书人的刺激尤大，因为输给了大伙原本并不放在眼里的日本。读书人痛定思痛，开始思考失败的原因。他们认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民智未开”，遂有人开始全力以赴办报刊、建学校和开学会。在此背景下，这三种人交朋友的新空间急剧扩大。
根据思想史家张灏的研究，1895年前中国报刊大概在15家左右；1895年至1898年间，数目增加到60家；1913年是487家。“五四”时期数量更为激增，《中国年鉴》的估计是840家，《申报》认为有1134家，美国人伍德布里奇在《中国百科全书》给出的数字是2000家。
在学校数量上，从1895年到上世纪20年代，全国共设立87所大专院校。在这些大专院校中，有21所公私立大学，包括北大、清华、燕京、东南诸大学。在中小学的数量上，1910年除教会和私人设立者外，全国学堂已有42444所、学生1270428人。到1914年，学堂数增至108448所，学生增至3643206人。
从学会看，从1895到1898年，初步统计约有76个学会组织。此后虽因资料缺乏，难以确计，但从许多零碎的报道可以推想这种结社是相当普遍的。
这些新空间的增长，对于读书人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有两点：
一个是塑造了“想象的共同体”。在明清时代，读书人的社会上升有一定的机制。首先，科举之路顺畅，斩获不低的功名；其次，要有拿得出手的文章和诗作；最后，要在各种诗酒饮乐、品鉴书画的场合表现出与群体相匹配的才华。这些机制不仅门槛高，而且传播力有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