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文章和诗作为例，明清时代一个读书人编辑文集，刻上几百部已是了不得的事情，成本也相当高昂，以致读书人常常无力刻书。即使刻了也流传不广，轻易湮没。近代报刊出现之后，情况就很不一样了。因为近代报刊依托的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印刷数量大，价格相对便宜，传播有力。因此，在清末民初，依托于报刊，结合学校和学会，出现了一批如梁启超、李大钊等年纪轻轻就已名满天下的明星读书人。地方上的读书人基本未曾见过他们的真容，却通过报刊上的文字被他们的思考所吸引、为他们的理论所折服，常常想着去请教一个问题、作一番讨论。同时，又真切地感到全国各地都有和自己一样的读书人在做同样的事、思考同样的问题。这种由报刊开启的想象性联结，成为那个时代读书人交朋友的新底色。
另一个是进入这些新空间的读书人，其日常生活的世界发生了巨大改变。因为清末民初的报刊、学校和学会基本在大城市，特别集中在上海、北京等中心城市，因而那些从乡村、小城镇来的青年面对的是一个从未接触过的新世界。在这个新世界里没有家族的规矩、父母的管束，故周作人离开绍兴来到南京江南水师学堂，就可以半夜就寝，睡到日上三竿，不去上课。每日不读课本，读的都是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以及鲁迅从日本寄来和他自己在南京城中找来的“禁书”。
在这个新世界里，读书人接触到形形色色的新人物，囫囵吞枣了形形色色的新思想，开始做起了以往读书人不曾梦见的激烈行动。在这个新世界里，他们中的一部分借助学校、报刊、学会提升了地位，获得了名声，几乎有一言而“搅动天下试听”的力量，却慢慢发觉自己正在脱离与中国社会的有机联系，成了漂浮在城市里一群自说自话、自成群类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