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4年,中共中央决定审理日本战犯,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受这一任务后,调井助国去参与这项工作。到高检后,井助国被分配在五厅(劳改监督厅),任副厅长兼东北工作团(审理日本战犯的专门机构)副主任,后去了抚顺,兼任三室主任,分工是负责战犯管理所的一些工作和对战犯中尉官以下700余人的审理工作。
工作开始后,我和同志们发现,大部分日本战犯否认自己有罪,百般不服管教,处处挑衅捣乱,气焰相当嚣张。他们还顽固地坚持军国主义思想,被“武士道精神”洗脑,动不动就以剖腹自杀相威胁,叫嚣是“战俘”不是“战犯”。我们随即加强了政策引导、时事教育和揭露日本军国主义侵华罪行的教育,特别是高检副检察长谭政文同志在一次对战犯的讲话中,发动尉官级别战犯揭发批判日本军国主义首脑的罪恶以及上级军官的罪行。此举取得了很大成效,在战犯中掀起了一个面对面揭发批判活动的高潮,严厉打击了一批冥顽不灵的战犯的嚣张气焰,揭露了他们的拖延伎俩,促使其真正低头认罪。如日军陆军中将、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在审讯时曾向我表示:下级士官面对面揭露上级长官罪行的事,“简直是他们皇军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他愿意如实交代罪行。截至1954年年底,我们基本上完成了对700多名尉官以下战犯的结案工作。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投降后,一部分日本军人没有回国,而是参加了阎锡山等国民党部队,继续与中国人民为敌,在战斗中被人民解放军俘虏。1949年后,这部分日本战犯共140人,被关押在山西省太原战犯管理所。1955年,我去太原战犯管理所负责太原在押的日本战犯的审理工作。1956年审判战犯开庭时,我还负责太原的审判工作。记得当时依附阎锡山的日本战犯城野宏(被俘时少将军衔),就是由我代表国家向法庭提出起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