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1年前的1976年，我21岁，作为知青，已经在小兴安岭待了四年半。秋末的一天，我发现有一小队人在游行，人们手里挥舞着纸做的小旗，上面写着“粉碎‘四人帮’”。因为我所待的地方太过偏远，信息闭塞，完全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就在我傻乎乎地问别人什么叫“四人帮”的时候，我班最先去北京报到的同学，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那是一个历史性变化，我的命运也跟着发生改变。
粉碎“四人帮”后，有一段时间还没有来得及恢复高考，招收工农兵学员的做法还在延续，我成为末代工农兵学员。
这些工农兵学员都来自哪儿呢？既然叫工农兵学员，当然来自工农兵了。1966年“文革”开始，高考废置，所有校园一片荒芜。1970年左右，全国大学陆续开始招生，实行推荐优秀青年上学的一种制度。从1970年到1976年，共7届、94万名工农兵学员，我是最后一届。
我想先讲讲知青的生活。我的同学刘小平，在湖北当知青，有幸被他们县广播站挑中，成了县广播站播音员。但他仍然要每个月回到他插队的地方去挑60斤红薯交到县食堂，他才会有这一个月的饭票，因为他的身份是知青。
还有一位同学小秦，十五六岁时在新疆当兵，两年没有洗过一次热水澡。他们太想洗个澡了！后来想了个办法，两个战士一个大锅，一桶半水，洗15分钟。于是小秦和他的战友们都纷纷跳到了锅里。本以为他们在锅里一定会互相打闹，但并没有，因为他们太想抓住与享受洗热水澡的机会了。
我当时是某基层广播站的广播员，在进北京广播学院(现更名为中国传媒大学)之前，我压根儿不知道有这样一所学校，有这样一个专业。我是偶然间去当地省电台录音，才知道他们在替北京广播学院做面试，才知道还有一个叫北京广播学院的学校。
并不是所有同学都像我这么幸运。我们班有一个叫王争的同学，北京人，当时他在宁夏插队，终于等到北京广播学院播音专业的一个名额。可是他酷爱无线电，怎么办？好在能回北京，于是他带着遗憾和我们一块儿开始学播音，可他从头到尾都找不到感觉。后来他把他的儿子培养成了学霸。他儿子参加高考时本可以报六个志愿，可是最后只报了一个志愿——清华大学无线电系，并最终考上了。不知道他是在圆自己的梦，还是在圆他父亲的梦。
我们同学在一起聚会时，觉得我们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记忆、这样的故事，如果不把这些记录下来的话，就像王争同学一样，他去世了，他的故事也就被带走了。于是我们全班同学一块写了一本书，叫《末代工农兵学员》。王争的儿子作为特约作者，给我们写了一篇文章，叫《一样的血液，不一样的选择》。这是个人的故事、个人的记录，但我们尝试用拼图的方式尽量地来还原这样一群人的独特的青春时光。
我走进大学，是在1976年年底。那时最深的记忆是什么？特别想吃一碗面条，却吃不上！学校食堂没有面条，除非你成为病号。所以曾有一段时间，我一直焦虑于自己怎么不生病。后来我终于生病了，兴冲冲地拿着学校卫生所大夫给我的病号饭票跑到食堂，排队等面条。等待期间，我开始想，这是一碗什么样的面条呢？里面一定有西红柿，红的；然后菠菜、葱花，绿的；还有一个荷包蛋，黄的。然后我又在想，我是在食堂吃，还是回宿舍吃呢？当时食堂没有凳子和椅子，如果站着吃这碗面就太没有享受感了。可回宿舍吃，宿舍一共六个人，她们要是看我怎么办，我给还是不给呢？……就在我各种“想入非非”的时候，一碗面放在我面前了，没有黄色，也没有绿色和红色，只有黏糊糊的那么一碗。我无法形容当时的感觉，只是呆呆地站在食堂把面吃了，权当充饥。一碗面有多重要呢？没多重要，可这就是我们那个年代的记忆。
我刚才说的是当时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呢？1977年的一天，《人民日报》刊发了一条消息，说北京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出售外国文学名著。新华书店不就是卖书的吗，出售世界名著还用发消息，而且还是刊发在《人民日报》上？对！因为那些书都曾经是禁书。所以当王府井新华书店开始解禁这些书的时候，就出现抢购图书的情形。在1977年、1978年的全国书店里，都可以看到人们疯抢图书的情景。
……
这就是我的大学生活。当我和我的同学把我们的记忆，用口述的方式记录下来时，我觉得，我们终于做了一件该做的事。这不仅仅是一种怀旧，而是一种自觉。
我大学毕业后，又回到母校读研究生，后来还留了校，所以我有三枚校徽，白色的、橙色的和红色的。学校更名后又有了第四枚校徽。可是在我心里属于青春记忆的还是末代工农兵学员。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强调“末代”呢？1976和1977，我们这两届学生不是届的区别，而是代的区别。在新旧交替的节点上，我们对新和旧都有自己独特的目光，希望我们的求学经历是一个终结。
（敬一丹系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兼职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