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伟大的时代，一定有个伟大的领袖，一定有几个出色的人物。这是时间对一个需要嘉奖的国家的标配。
张骞出长安城门，乘车换马，经剑阁道，来到了南丝路始端源地成都。但这位冒险家并没有在花团锦簇、舒适安逸的成都城安营扎寨，而是沿畅通无阻的“蜀身毒道”首段继续向南挺进，直到把他的指挥中枢设在了紧靠前线“西南夷”的长江边上的犍为郡。这一年，是公元前122年。
张骞一番考察和谋划后，派出四支探路兼外交队伍，分别从成都和宜宾出发，计划从青海南部、西藏东部和云南境内四个方位向身毒进发。四路使者也是“蛮拼的”，跟着商队，磕磕绊绊，一路交涉一路前行，哪知各行才一二千里，就分别受阻于氐、榨（四川西南）和禹、滇越少数民族地区。交涉无果，不能继续前进，望着商队过关南去的背影，又得知匈奴来犯长安，只好叹一口气，掉转马头原路折返。
其实，张骞的团队能沿民间商队踩出的“蜀身毒道”走那么远——都到了夜郎和滇国了——还得益于汉武帝指派的先行者唐蒙和司马相如对“西南夷”的开发。当然，那时的汉武帝一点儿也不知道自己对西南片区的维稳行为和开疆拓土雄心，竟与一去杳无音讯的张骞后来带回的建议不谋而合。
公元前135年，也就是张骞西出长安四年后，一位叫唐蒙的人浮现了出来。时在南越国都城番禺（今广州）做边地宣传工作的县令唐蒙，因吃到了独产于蜀郡的“枸酱”而灵敏地嗅到了一条商道的消息。于是他毛遂自荐出使“西南夷”，打通夜郎道。汉武帝遂了他的心愿，同意了他的上书请求。经过五年的努力，唐蒙建立了出使夜郎、设置犍为郡、开辟夜郎道与僰道、联合夜郎开征南越的格局与功勋。但是，这一格局与功勋，在安抚的同时，毕竟是动用了血腥武力来达到的——他甚至还斩杀过部落的大首领。
这引起了当地人的不满、骚乱和喋血反抗，也让同朝做官的蜀人司马相如看不下去，略施辩才，发了议论。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同意了司马相如的请求，令他接替唐蒙，全面主持宾服“西南夷”工作。
相如的岳丈卓文孙是位大富商，昔日瞧不起他这个穷酸文人，这次见女婿高车驷马回蜀，脸都笑烂了，遂拿出丰厚财物，全力支持女婿招抚“西南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