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史之乱对唐代以至中国历史进程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个直接的后果是，叛乱结束以后，分布于今天北京、天津、河北、河南北部、山东北部和西南部的河朔藩镇（其中尤以幽州、成德、魏博三镇为典型，号称“河朔三镇”）对中央统治集团构成了严重挑战，中晚唐反叛唐廷的事件大都发生在这一区域。对于河朔藩镇，学界已经有了很多研究，但回到原始文献，我们能够发现与河朔藩镇共生的一种现象：“河朔故事”，也称为“河朔旧事”“河朔旧风”，或简称为“河朔事”。“河朔故事”不仅是厘清河朔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条线索，也是观察公元8至10世纪初河朔地方社会变化的一个窗口。
“河朔故事”作为一种政治诉求，包括河朔藩镇的节度使以土地传之子孙的世袭特权，也蕴含着这些藩镇的某种“自治”，是唐廷与河朔藩镇之间经过博弈达成的某种妥协或共识。它的雏形最迟应成于建中三年十一月，即成德节度使王武俊、幽州节度使朱滔、魏博节度使田悦、淄青节度使李纳的“称王”时期。四镇节度使联合起来与唐廷进行军事对抗，他们效仿春秋战国诸侯称王，但仍然奉唐朝正朔，表明他们追求藩镇最高权力世袭的同时，仍然愿意留在唐朝的政治体制之内。经过建中四年至贞元初年唐廷与河朔藩镇的公开斗争和秘密谈判，“以土地传之子孙”这种实质上的世袭和“自治”的要求得到了满足。“河朔故事”的适用范围前后也有变化：从适用于整个河朔，并且一度扩展到淄青和淮西等镇，到长庆二年以后，仅仅局限于河朔三镇，而晚唐时又扩展到整个河朔，甚至更广大的地区，从中或可反映出唐廷与藩镇之间的力量消长。
藩镇与中央的关系，一直是唐代藩镇研究的中心议题。河朔藩镇与中央是一种怎样的关系，学界现在已经普遍接受了河朔藩镇“具有游离性（摆脱中央的倾向）与依附性（不否定中央的倾向）并存的双重特点”（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的结论。然而我们仍然要追问，河朔藩镇的依附性和游离性之间的界限在哪里，也即河朔藩镇何时表现出来与中央的依存关系，何时表现出不听朝廷政令的倾向，以往的研究却未能给出确切的答案。事实上，河朔藩镇的这两种倾向之间的界限就在于“河朔故事”是否得到遵从和执行。当唐廷遵从“河朔故事”时，河朔藩镇就会表现出其“依附性”的特征。唐廷对“河朔故事”的因而从之，换来的是幽州节度使刘济对朝廷的“最务恭顺”“朝献相继”和“东北晏然”的局势，换来的是成德节度使王士真的“恬然守善”“岁贡货财”。河朔藩镇也在一定程度上实行了两税法、向朝廷申报户籍，会昌灭佛期间遵守唐朝法令在辖区内推行灭佛措施。强大的河朔三镇甚至还可以是唐廷讨伐其他叛镇时所倚重的重要力量。会昌三年（843年）四月，昭义军刘稹之乱时，宰相李德裕明确向魏博节度使何弘敬表示：“泽潞一镇，与卿事体不同……但能显立功效，自然福及后昆。”在这次讨伐叛军的行动中，魏博和成德两个河朔藩镇都出力甚多，这在出土的墓志铭中已经显现得越来越清楚。显然只要“河朔故事”为唐廷所承认，河朔三镇便乐于为唐廷所用。“河朔故事”事实上确认了唐廷和河朔强藩是天下共主与“诸侯”的关系，对河朔藩镇的节度使而言，这是一种强大的激励机制，而上述行为无疑是河朔三镇对此所做出的积极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