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浩辉创作的油画《敕治两江》（左起：张之洞、李鸿章、左宗棠、曾国藩、刘坤一）
王夫之画像
作者：（美）裴士锋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11月1日
——令人失望的《湖南人与现代中国》
裴士锋（Stephen R. Platt）教授是这两年在中国颇为热门的历史作者，岁数不算大，正值壮年。2014年，他的近作《天国之秋》被译为中文，在国内产生了极大影响。《天国之秋》的文笔流畅，注重细节，叙事引人入胜，又常引用中国读者并不熟悉的传教士的史料，给人耳目一新之感。此书赢得一片赞誉，裴士锋这个名字也渐为中国读者所知晓。出版社趁热打铁，去年又推出裴士锋更早的一部专著《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校者的阵容也没作改变。
读完此书，却让人有几分遗憾。第一，此书论述跨度太大，范围太广，逻辑自然不够严密，削弱了说服力。第二，此书为了构建分析框架，不得不舍弃了大量原本与主题有关的内容；第三，此书秉承史景迁传统，追求故事性和可读性，一定程度上舍弃了学术严谨；第四，此书并无太多新材料、新观点，对现有学术的贡献很有限。
湖南学统
于中西学术界有不同意义
《湖南人与现代中国》译得虽晚，写得却更早，基本脱胎于他完成于2004年的博士论文。当年，这本博士论文也曾赢得一个大奖，得到了美国史学界的肯定。现在回头看，这本书可视为《天国之秋》的研究准备。太平天国的很多事情就在湖南区域发生，也与本书重要角色曾国藩、郭嵩焘等有密切联系。可是《天国之秋》只要处理一个时间片段的历史，《湖南人与现代中国》所涉及的历史跨度却长达百年，难度要大得多。经验表明，年轻学者的野心总是更大一些，年纪大了会变得胆小。
裴士锋在序言里介绍了他研究湖南的初衷。当年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就申请来中国游历，成为了湖南长沙雅礼中学的英文老师。后来他回国，开始在耶鲁读中国历史的博士课程，自然而然地把湖南作为最主要的研究对象。个人经历与学术研究往往有着难以言说的联系。令人想起杨念群教授当年的博士论文《儒学的地域分布与近代知识群体演变》，也以三分之一的篇幅来研究湖南地区知识分子，这显然也与他的出身背景有关。
中国人一直比较注重地域出身。从最粗略的 “南北之分”，到稍微细一点的巴蜀、吴越、岭南、湖湘区分，再到更细一点的区域区分，乐此不疲。所有人都习惯用地域来作判断，对地域敏感。细细探究背后的心理原因，恐怕可以分作许多层。第一层是自然地理和经济差异，不同地域人群的生活习惯相差极大，经济差距也逐渐变得突出；第二层是政治差异，不同地域距离政治中心远近不同，感受到的政治、社会压力也不同。第三层是文化传统与文化交流的差异。
从儒学为代表的传统学术来看，湖南、四川等地都有自成一脉的学统，近代以来涌现出不少学问大师，并不弱于北京、上海或者岭南等沿海发达区域，这点毋庸置疑。所以在中国学术体系里，从不缺少对这些特定区域的研究阐发。西方汉学传统则有完全不同的学术脉络，对中国的研究分布不均。首都与沿海一带与西方交往最多，留下的西文材料最丰富，西方学者多以此入手，这些地方也就成为西方汉学研究最深入的区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