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尔·奥韦·克瑙斯高，挪威作家。2009-2011年，出版六卷本自传小说《我的奋斗》，在挪威，每十个人就有一人读过这本书。
《我的奋斗1：父亲的葬礼》
作者：卡尔·奥韦·克瑙斯高
版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年1月
2007年，卡尔·奥韦·克瑙斯高犹如困兽。他身高一米九，金发，英俊，有三个孩子，住在瑞典的海滨小城马尔默。他三十九岁。他是个挪威作家——小说家，准确地说。他出版过两部颇受好评的小说：《出离世界》和《万物皆有时》。他正在写第三部——那正是他困境的来源：他写不出来。他已经写了六年，他知道自己要写什么，他自信有才华和天赋，但是——他就是写不出来。
阻碍他前进的清单中包括：纸尿布、睡眠不足、洗碗、洗衣服、做饭、打扫、香烟、酒、妻子、孩子、幼儿园、邻居、朋友、嫉妒、虚荣、焦虑……一切。或者说，生活本身。生活本身让他无法写作——无法虚构，准确地说。但虚构难道不正是一个小说家最基本的责任？更不幸的是（或者应该说，幸运的是），我们的克瑙斯高先生具有一种高强度的、近乎自虐的责任心，无论是作为儿子、父亲、丈夫，还是小说家。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他会如此痛苦、焦躁、迷茫、坚持、绝望，直至最终，顿悟。
跟克瑙斯高笔下的其他许多时刻一样，这次顿悟被描绘得具有双重色彩：既日常又神秘。它来自最平凡的日常体验，却又带着一种淡淡的，半神启式的光晕：
“当我坐在这里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已经过去了三十年。在面前的玻璃窗上我看到了映照出的我的面容。除了眼睛还闪着光亮，其余部分因微弱的反光显得暗无光彩，左面整个脸部处在阴影中。两道深皱纹爬过前额，两边脸颊上各刻下一道深纹，纹路暗黑。当这双眼睛严肃地凝视，嘴角微微向下，让人不得不联想，这张脸阴郁时又该会是怎样。
在这张脸上刻印下了些什么呢？
今天是2008年2月27日。时钟正指23点43分。作者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出生于1968年12月，在写作的此时此刻三十九岁。我有三个孩子，万妮娅、海蒂和约翰，第二次婚姻的妻子琳达·博斯特伦。他们四个人都各自在我身边的屋里睡觉，这是在马尔默的一所公寓里，我们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半。”
“既然我无法虚构，我就不做任何虚构”
2008年2月27号晚上11:43。在克瑙斯高的第三部小说，长达六卷本（近四百万字）的《我的奋斗》中，这是个类似宇宙大爆炸的奇点时间。一切都由此开始。一切都以此为轴心向外辐射、扩散、旋转。正是在这一刻，当他凝视着玻璃窗中自己幽灵般的面孔，当他写下“我，卡尔·奥韦·克瑙斯高”，他产生了一个顿悟：既然生活让我无法虚构，那么我就来写写这个让我无法虚构的生活。既然一切都让我无法写作，那么我就来写写这让我无法写作的一切。既然我无法虚构，我就不做任何虚构，姓名、时间、地点、事件——统统照搬现实。总之，这是一次对虚构，对“编故事”的彻底放弃，并且这种放弃因为筋疲力尽而显得更为从容不迫。
这很容易让我们想到费里尼那部著名的电影《八部半》。两者的主人公都是深陷中年困局的艺术家（一个是导演，一个是小说家），他们的危机都来源于自己的创作（《八部半》中的导演圭多——他完全可以被看成是费里尼本人的分身——正在筹拍一部科幻巨片，而克瑙斯高则不停地说——以至于听上去就像某种咒语——自己要写一部的《白鲸》式的杰作），而最重要的是，面对危机，他们最终采取了相同的解决办法，那就是展示危机本身。圭多在片中的名言是：“我无话可说……但我还是想说”，他接着又说，“我要把所有东西都拍摄进去”。这几句话同样也适用于克瑙斯高：我没故事可写……但我还是想写——我要把所有东西都写进去。从“一无所有”到“所有一切”，这两者之间有逻辑关系吗？D.A.米勒在对《八部半》的精彩论著中曾这样写道：“如果你无法拍摄所有一切，那么‘无’就成了真正的完美。但如果像圭多一样，你不可能选择‘无’，那么所有一切就是最好的替代……（于是）我们似乎从一种消极的混乱转化为一种积极的混乱，从思想贫乏转化为取之不尽的个人总体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