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美]迈克尔·桑德尔
出版社：
中信出版社
出版年：
2016年3月
“独立”的个体组成的地方自治社群（community，又译为共同体）是如何逐渐消逝在美国的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他们的共和主义理念又是如何被以“自愿选择”定义“自由”的自由主义取代的？
“宗教自由”是中立的吗？
剑桥学派的历史学家们曾梳理过共和主义的“自由”：自文艺复兴始它就意味着“独立”于帝国控制的地方自治权。共和主义与社群主义实为一体两面，二者都倾向于维护地方社群内部的团结和共享价值观不被（跨社群的）国家机器损害。
社群主义政治哲学家迈克尔·桑德尔的著作《民主的不满》的核心问题，就在于“中立”于诸道德观的“程序自由主义”和以塑造某种价值观达到对社群认同的“共和主义”之间的矛盾。桑德尔的论证是围绕着“中立”之理想的法律实践困难进行的：一个人越严格地中立于各种宗教的价值观，就必然会越严格地采取世俗主义的价值观。在杰斐逊时代“宗教自由”这个词的意义是践行宗教义务的权利，然而两百年来它的语义发生了断裂：如今它意味着人们有权选择信不信教、信何种宗教，信仰必须出于个体的自愿选择，且公立机构必须“中立于”所有选择。国家的法律越是坚决地保护个人不信教的选择权，就越是潜在地有损于地方社群的共同信仰。
桑德尔还谈到了对同性恋婚姻的宽容意见和允许无过错离婚的法律，说明当今的法律已越来越“中立于”所有的生活理想，并越来越有意识地拒绝基于宗教理由的法律实践。一种完全无涉政治的宗教就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即审美教养，而不再是宗教了。
发端于十七世纪并在当今美国和欧洲分别引起巨大争论的“政教问题”就这样与社群与国家的优先性争议纠缠在了一起。关于此桑德尔并未进行理论分析，而是以共和主义为社群主义作出了迂回的背书。
从共和主义德性治理到制度性民主
在许多人看来，当今美国坚持的仍是十八世纪建国国父们的政治哲学，桑德尔戳破了这一幻觉。美国独立意味着与“腐败的旧欧洲”告别，对英国道路心存怀疑。新生的美国就是否该鼓励工商业激辩不休：杰斐逊力图保护农业国的本色，相较于自耕农，工商阶层更难从相互依赖的交换市场中抽身而出，以“独立”精神保卫地方社群的自治。因此最理想的共和主义德性只会出现在小农世界。更重要的是，桑德尔指出即便当年反对这种思想的人使用的也是共和主义的意识形态修辞：美国的经济“独立”迫切需要发展工业，不能依赖进口英国的产品，那不仅会损害美国的独立性，更会令旧欧洲的奢侈物腐蚀朴实刚健的人民。出生在NASA与硅谷时代的美国人已难以想象“美国应当支持制造业”的观念直到十九世纪中叶才最终胜出，且争辩双方皆未将工业本身视作首要目标，而是重视了不同经济政策下可能的公民政治后果：何种经济模式更有利于培育共和主义德性。
然而工业增长必然伴随着工人数量骤增，而工人的经济“独立”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与自耕农相比，他们随时面临被解雇或企业倒闭的危险，其经济来源取决于雇主的意见和远方的资本市场。南北战争前夕，南方奴隶制的辩护者甚至用共和主义修辞谴责北方：工厂薪工也不是独立的自由人，而是“拿工资的奴隶”。而同样采用共和主义话语的林肯并不否认，仅将北方的道义优势限定于：南方黑奴注定为奴一生，而北方工人却有机会通过积累财富获得经济独立。正因为此内战后全面废奴并未解决关于“自由”的矛盾，甚至随着工业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口在经济上依赖于发生在远方的陌生人之间的买卖交易，而不再是乡里邻居。因此符合共和主义定义的“独立”意义上的自由人越来越少了；同时交通也使得人们得以与更广阔的世界接触，动摇了社群价值观所铸造的团结。到了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的这段时期，共和主义话语的统治地位发生了松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