犹太人集中营遗存的儿童画作，作者哈娜·科赫诺娃十岁被送入集中营，两年后被纳粹杀害，她画着特莱津的房子，忘记了现实的丑陋。图片来自《像自由美丽》
（上接B03版）
新京报：历史教科书作为一种“记忆之场”，我们不断地在书写民族的创伤记忆，这种对创伤的记忆是不是形塑了民族-国家这一共同体的必要因素？
孙江：当然。历史既是荣耀的源泉，也是悔恨的根据。黑格尔说，“幸福的民族没有历史。”不断地揭开自己的伤疤，通过创剧痛深的历史叙述可以营造集体的记忆，从而建构共同体的意识。我们的教科书反复强调的“落后挨打”话语，就是这个道理。
但是，另一方面，所谓“民族认同”的“认同（identity）”又可译为“同一性”，同一性具有排他性倾向，有的学者甚至说具有排他的暴力性。倘若过分强调这种悲情，无疑增加了认同的暴力色彩。
新京报：诺拉所提出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是指向对民族-国家叙事的超越？
孙江：记忆研究想要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必须处理好“差异性”问题。首先必须包容民族内部的差异性，法国人的民族自信是建立在对自身“差异性”的肯定基础上。诺拉书中的“复数的法兰西”，就有这个指向，它超越了对民族-国家记忆的单一解释，呈现出多样性的叙述维度。例如，在《记忆之场》中法国南部人的记忆和巴黎人的记忆就不一样，左翼与右翼群体对大革命的解释也不相同。
新京报：可是不同族群的记忆也是有秩序和层次的，在“差异性”中，如何看待具有话语权的记忆与被压制的记忆间的博弈？
孙江：历史是复数的，叙述自然也是复数的，从中并不能抽象出一个绝对的东西，他们是可以兼容的，法兰西本身在书中也体现出多元存在的价值。德国记忆研究者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在评论这部著作的时候，有一句发人深省的话，她说诺拉意欲超越民族-国家的历史叙事，结果却建构了以超越时空的象征为媒介的抽象的共同体。
呼唤“多样的”记忆
新京报：能否谈谈“遗忘”？为什么勒南说“遗忘是民族-国家形构中的关键因素”？
孙江：如果只有仇恨，就做不到和解。法国思想家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曾经谈及康德（Immanuel Kant）所说人性中的“根本恶”，在哲学上讨论过宽恕“不可饶恕的恶”的问题。民族-国家内部是需要和解的，而所谓和解，不是遮掩，而是在充分辨析和批判的基础上实现和解。比如乾隆几次下江南都去杭州的岳飞庙进行祭祀，并且留下了大量文字。我曾经对这个问题作过研究，乾隆在字里行间表达了“满汉和解”的愿望，可以说岳飞英雄形象的定型与乾隆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是他使岳飞逐渐成为中国人共有的集体记忆。
《记忆之场》这部书所叙述的场所的历史，显示了去中心化的倾向，正因为如此，本来有着强烈对立倾向的记忆之场，成为不同群体都能接受的场所。反过来说，记忆的场所与当下生活的关联越单薄，越能成为当下生活的一部分，在这个意义上，真的如诺拉所说“历史正在加速消失”。
新京报：集体记忆与个体记忆存在紧张关系，权力似乎永远在场。
孙江：确实，集体记忆的形成受到权力的制约，哪些可以记忆，哪些需要被遗忘，不是由个体所决定的。现在流行口述史，有人认为口述史是个人的经验，具有不同于集体的面向。真的吗？诺拉认为口述史听起来很不错，但转念想想，口述资料到底有多大利用价值？口述资料代表了谁的记忆？受访者的还是采访者的？它是一种“第二记忆”——制作出来的记忆。结果，和从档案中寻找记忆一样，人们将这种来自外部的记忆内在化了。是的，口述史原本要通过个体经验来检验集体经验，甚至是反集体经验、反集体记忆的。但按照朴素的实证主义的理解，“说出来就是真实的”，在既有的框架中，把所得的个体经验塞入其中，如果个体经验没有反集体经验的指向，它就是集体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