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亮的对话》
作者：徐贲
版本：中信出版社
2014年1月
如果你读过乔治·奥维尔的《1984》，一定对那个乌托邦社会所发明出的人工语言“新语（Newspeak）”印象极深，也一定惊叹于语言是如何悄无声息地作为一种“思想制度”存在于公共生活之中的。
“新语”是那个极权国家“大洋国”的官方语言，它基于英语，但大量词汇及文法被简化、取代或取消，只剩下二元对立的表述。例如“坏（bad）”被“不好（ungood）”所取代，人们无法表达“老大哥是坏的（Big Brother is bad）”，只能说“老大哥是不好的（Big Brother is ungood）”。结果这种方式削弱人用不同方式及语句表达意见的能力。
回归到中国的公共表达空间，今天，在官方媒体、网络媒体、微博、微信共同构筑出的公共话语环境中，自下而上、匿名的环境看似让表达比往昔更自由了。然而，我们的语言从暴力中解放出来了吗？当公共知识分子在媒体上发表评论文章，堂而皇之地把“女权主义政治立场”称作“女权婊”之时，我们不仅为公共表达的理性而哀叹——谩骂、攻击、标签、污名仍然司空见惯，我们的母语何时才能洗去上面陈年累积的污垢，还公共表达空间以平等和尊重？
公共说理指的是什么？公共说理的特点是什么？公共说理对社会会产生什么影响？在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和制度下公共说理才能顺利地开展？应该怎样进行公共说理……作者徐贲认为说理可以成为明亮的对话，是一种因自由、理性而可持续的公共交谈，针对当前中国社会公共言论混乱无序的现状，他以自己在美国高校教授说理写作课程的20年精华为基础，用十八篇各自独立的“随笔”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非理性话语
公共表达空间的痼疾
徐贲在谈论公共说理的著作《明亮的对话》中陈述了他对今天中国公共表达空间的忧虑：霸气、含混、反逻辑、少理性的语言在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深入公共文化肌理的普遍痼疾。
话语必须区分为公共话语和私人话语，然而在中国，话语的私域和公域却十分模糊。私域话语是“我与我”的关系，而公域话语是“我与你”的关系。“我与我”的关系范围是由亲近者组成的小群体，如家庭、帮会、教会、政党，成员间有一些在“理”之外的维系力量和一些与平等无关的结合原则，经常是不需要说理的。然而转移到公共群体成员之间的陌生人与陌生人范围，就是“我与你”的关系，理性话语必须在场，任何主张都需要充分且合理的理由。
理性话语的价值观是与他人平等、尊重、以说理相待的关系，并在这个基础上不羞辱他人、不欺骗他人、不伤害他人、不使用任何暴力（包括语言暴力）对待他人。而使用非理性话语就是一种对社会理性、真实秩序有严重破坏作用的行为。徐贲更在这本著作中指出了当前社会中，很值得警惕的一种非理性话语——“群盲社会”中的“哄客话语”，而这种话语所营造出的舆论环境却是异曲同工的。
哄客话语
吵架越成功，说理越失败
哄客话语在今日的公共表达空间盛行多时。它表现为，主观情绪色彩浓烈，一切可能与其意见不同的人都是其争吵、羞辱、嘲笑、谩骂的对象。徐贲引用文化批评学者朱大可在《流氓的盛宴》中的论述，“网络群众的主体是‘哄客’，哄客就是用酷语、色语和秽语对公共事件或人物进行道德、美学评判的匿名网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