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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童真之心的杨静远

2016-01-24 10:49:00      参与评论()人

1951年3月,我从上海考进了在北京的人民出版社,被分配到期刊校对科当校对员。让我校对的刊物,有《新观察》《翻译通报》《保卫和平》等。

做了几年校对工作,我结识了许多大编辑,特别是前两个编辑部里的人员。《翻译通报》是当年出版总署编译局办的。编译局那时也在东总布胡同十号里面,同我们在一个大院子。我是上海滩里出来的外语迷,见了那么多外语专家,当然是毕恭毕敬,勤于请教。说实话,我那时自学俄语翻译,最早的译文,很多都是请他们校订过的。后来人民出版社知道我伪造学历,混进革命出版队伍,人事处负责人要开除我。就是靠这些译文适逢其时地公开出版,使我成为那时引进苏联出版工作“先进经验”的模范人物,得免被开除之难,反而被评为“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

编译局还有许多英语专家,我请教得比较少,但也十分景仰。那时知道的英语专家主要是出版总署副署长叶圣陶的女儿叶子美,和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杨静远。她们两位,我最仰慕的是杨静远。因为那时我们同出版总署是同一个青年团组织,我和杨都是其中的成员。团组织负责人告诉我,杨静远在美国读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文,十分仰慕中国共产党,所以一定要回国来工作。她是爱国的模范人物。

以后,编译局被撤消了,合并到人民出版社,我同杨静远成为同事。那时上面让他们翻译出版关于马恩传记的俄文书,我才知道她也通俄语。

1957年,人民出版社搞鸣放,一时局势大乱。主要是一位中层领导调戏属下女同事的丑闻,群众纷纷非议。杨静远那时也说过一些不平的话,但因考虑她是从美国回来的爱国留学生,上面在反右时没有把她打成右派分子。

哪知道,1958年某一天,人民出版社人事部门有一个给社领导的报告,让我转送上去(我当时已担任社领导的秘书)。我看了这个报告大吃一惊。原来杨静远1957以后在下乡劳动中写了一张大字报,建议农民要讲卫生,并且引了毛主席的语录:讲卫生光荣,不讲卫生可耻。当地农村的党组织认为这是污蔑贫下中农“可耻”,于是写材料到北京来告发。更让我吃惊的是人事部门的建议:把杨静远补划为右派分子。打报告的这个人,就是此前五年提出要开除我的那位“政治立场”一贯坚定的人事负责人。他在报告里还特别强调说,他对杨静远已实在“忍无可忍”了。

这个报告不久就被批准。于是这位一贯爱国、爱文化事业的杨静远全家就成为一门三右派了(她的父母,武汉大学的名教授杨端六、袁昌英,也被当地划为右派。杨端六教授在“文革”中因受屈辱而自杀)。

以后杨静远去了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我听到她的消息少了。

直到改革开放以后,才读到她的一些译稿。我奇怪,她怎么现在乐意翻译讲儿童故事的英文书。读不多久,我忽然想起以前我私下问过人民出版社负责政治思想工作的领导人:怎么连杨静远那么爱国的人都要被打成右派。那位领导回我一句话:她太幼稚。“幼稚”二字,当时是贬义,到了几十年后回头想,倒觉得很贴切。

“幼稚”,用文言讲,也可说是“童真”。说杨静远其人永怀童真之心,可一点儿也不假。她一贯用她的一颗未经污染的童心鼓励人们追求实事求是,追求以人为本,追求不唯上、不唯书,一心为人民办好事。追求并宣扬这种童真之心的作家并不少,我记得的,至少还有丰子恺、谢冰心等等。

我从这个角度来读杨大姐的译品是有特别意义的。因为它们真是——

沾衣欲湿杏花雨, 吹面不寒杨柳风。

只有永怀此心,我们才能做到,少一些欺诈,少一些执着,多一些自然,多一些淡泊。

  (《杨静远童话译作三种》由三联书店出版)

录入编辑: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