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古籍保护专家谈中国古籍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问题
说到古籍,一般人的印象是破旧的、泛黄的,有的还会生虫。而在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上海市古籍保护专家委员会委员郭立暄看来,古籍是一种绚烂的存在:取出一部古籍善本,小心摆放在干净的桌上,开卷启函,触手古香,每一个手势都带有仪式般的美。
1月24日,郭立暄与复旦大学教授陈正宏做客海上博雅讲坛,围绕古籍展开探讨。1993年,文博专业出身的郭立暄走进上图,开始了每天与灰尘为伍、检点古籍、比对印本的工作。之后,他师从陈正宏教授,于2008年写下题为《中国古籍的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研究》的博士论文,完成了国内首篇对这一课题的系统论述。7年后,经过补充修改,该书由中西书局出版。
“中国古籍大多采用雕版印刷,有所谓原刻与翻刻之别、初印与后印之异,这些差异使古籍的样貌呈现精粗美恶的不同,也造成文本的复杂流变。”1月22日,郭立暄接受东方早报专访,他感慨古籍的原刻与翻刻、初印与后印并非是大家想象中的“旧书铺伙计记在私房小本上的东西”,相反,这一问题无论是对古典文献学研究,还是对一般的文史工作,都非常重要。
东方早报:人们为何需要了解原、翻刻本,初、后印本的差异?
郭立暄:将古书按旧刻书版的文字或形式重新刻版,称为翻刻。有些翻刻本与原刻形式上相似,容易彼此混淆,不能不加以辨别。同一版本由于印次早晚的不同,古籍印本价值可能大不一样,这其中有很多讲究。从收藏角度,很多初印本用纸、墨质量好,给人一种艺术的享受。从文字内容角度,不同的印本提供了文字渐变的过程。不了解这些变化,我们对一本书的文字嬗变过程的理解就不完整,不全面。
东方早报:你在《中国古籍的原刻翻刻与初印后印》之《通论编》后半部分强调的“刻与印结合考察法”,是一种怎样的方法?
郭立暄:关于古籍版本的传递,过去大家认为是一个版本与另一版本之间的继承,这种理解是不准确的。因为,“版本”是一个集合概念,从同一副版刷印出的若干印本,都可归于这个版本。后人翻刻古籍,在选择底本时,只能是以原刻本的某一具体印本——而非一个抽象的版本——为据。而后人对印次的利用又带有随机性,往往是拿到哪部算哪部。这就出现了一种现象,明明两人看的是“同一版本”,却各说各话。而“刻与印结合考察法”,即是说我们在研究版本时,要考虑到不同印本之间的脉络与渐变,从而更客观地评价某一版本的优劣。
东方早报:为何强调这么一种研究方法?
郭立暄:使用这一方法,直接的好处是提高了工作效率。过去我们探讨一部书的版本源流,是找到两个本子就开始对校了,而且是通校,很花时间。现在我们提倡的做法,是先把同一版本中不同印本的文字差异搞清楚,再以这些差异为抓手,有目的地去校后面的本子,效果就不一样。还有一个好处是借由这一方法,可以把刻、印、修所造成的文字差异区分清楚,由此历史上复杂的文本难题可迎刃而解。
东方早报:比如什么样的文本难题?
郭立暄:举一个长期悬而未决的学术公案吧。清道光祁寯藻影宋刻本《说文解字系传》(以下简称“祁刻”),主要是以顾广圻家藏影宋抄本为底本。但道光二十三年(1843),说文四大家之一的王筠见到一部旧抄本,与祁刻存在诸多异同,为此认定顾藏影宋抄本已经过顾广圻的伪造与私改。此说一出,令顾氏的学术品质备受质疑。1931年,王献唐先生在《说文系传三家校语抉录》文中提供证据,对王筠的说法表示异议,但因为对印本调查不足,该文并未尽释群疑。现在我们知道,祁刻的书版曾经多人多次修改,传世印本至少有八种,文字各异。王筠所持的本子恰好是改动最多的第六次印本,较之第五次印本修改多达百余处,因此错怪了顾广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