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外患逼迫，国贫民弱，“居”和“养”都在一种汲汲皇皇的失范状态中。国民政府既在失范状态中生存，也力图在废除旧历、查禁春节中造就一种新的“居”和“养”。只是新环境没有告成之前，很难守住心宽体胖的平常心。“居移气，养移体，大哉居乎！”
农历十二月晦日，是传统春节的除夕。这一天也是除旧迎新的重要时间界点，一年中最丰盛的年夜饭，也在当晚一家团圆中开席。按照传统，当天的祀先，也有将祖先请回来团圆的意思。团团圆圆中的历史和家庭伦理，以及人们在节日中许下的美好愿望，让春节的意义历久弥新。
但百余年前，春节却在被查禁之列。事情要从民初说起，1912年1月2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了《临时大总统改历改元通电》：
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经由各省代表团议决，由本总统颁行。
当时，清室倾覆，民国草创。新政府“改历改元”，原是延续势如破竹的革命精神，与清王朝彻底决裂，移风易俗，改造社会，内中有追求世界大同、与国际接轨的意思。改用阳历（又作国历、新历），也就废除了农历（又作旧历、废历、夏历、古历），按农历计算的春节便在取缔之列。
相安无事的官、民过年
虽然明文废止了农历，但千年相沿的民众生活，都是遵照农历的岁时节令度日，早已颠沛造次无违于是。农人安排农事、商店清理账目、民间婚丧嫁娶、缔结财产契据，乃至集镇墟市和庙会赛会，无一不是遵照农历。林耀华1940年代的《金翼》亲切解释了此中缘由：
潮水每天都在变化，十五天便形成一个完整的周期，阴历的一个月中有两个周期。商人和水手便是按阴历系统过日子，这方面他们和农民一样。农民就靠阴历中的二十四节气来安排自己的农事。这反映出潮水涨落对人们日常生活和习惯的重大影响，以及由此来决定装货、卸货的时间及运输安排、航行速度和交易的快慢。
因而，真要在朝夕之间，下一纸令文，移掉农历，只能浩叹民众难于更始。农历不能遽废，春节也就照过。
袁氏当国，无暇推广新历，反倒每逢春节，让政府“向例放假三日，以资休息”。黎元洪上台后，要洗刷一番，说“春节日，府中各机关在职人员，仍照常办公，亦不得藉词请假”。但也只是恩及官厅，功不至于百姓。
官厅和民间各自过年，社会上就出现了过完阳历年又过阴历年，“一年两元旦之奇观”。若阴历元旦在阳历1月，便是一月过两次年。1925年1月1日，颜惠庆去了一趟陆军部大楼，然后在正觉寺玩了一天。24日大年初一，颜又到段祺瑞、王正廷等“府上投刺致意”。阳历年的热闹，除了官厅悬挂国旗、具文道贺外，常熟的徐兆玮说“（1934年）阳历元旦日，寂无举动，惟小学校放假，稍为点缀耳”。阴历年则有另一番热闹景象。
1921年，王卓然对厂甸的春节庙会作了调查，翌年撰成《北京厂甸春节会调查与研究》。他说：“北京厂甸的春节会，每年由夏历一月一日起，到十五止，天天车如流水，马如游龙，逛的人，男男女女，老老幼幼，摩肩接股，热闹极了。”
据王氏的调查，春节会上的商家有六十八种，七百二十户。游人熙熙攘攘，纷集往来，玩风车、吃糖葫芦，抽签、玩转盘撞赌运，参观陈列所，以及围在高校师生义卖摊位凑热闹，每天都在三万五千人次以上，整个春节则有六十万人次的客流量。调查意在改造社会，王氏也曾比着洋博士的论著，指摘个中的不良现象，但承认春节会的好处。譬如，提倡国货，可免“利权外溢”；调和金融；增加“平民主义精神”。高师附中的售物助赈，更能发扬牺牲和服务精神，“是中国社会的一线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