慰安所时期海乃家慰安妇合影。早报记者 高剑平翻拍自《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书
自晚清始，上海就是日本海军在海外最大的基地。早年的上海租界,东洋妓院艳帜高挂、门庭若市，并逐渐形成日本型的公娼制度。
日军侵华期间，上海是慰安妇制度的发源地，也是最大的慰安基地。早期的上海虹口日本妓院称之为“贷座敷”，也叫“女郎屋”或“游女屋”。名义上是可供娼妓借贷进行营业的店屋，实际上娼妓隶属于店屋店主，没有自由。
在20世纪30年代以前，所谓“慰问战地官兵”的女性往往被称为“卖春女”、“酌妇”。“慰安妇”一词正式的使用，约在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的“一·二八事变”以后。始作俑者正是后来担任侵华日军最高司令官的冈村宁次，彼时正任日本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他要求日本国内组织关西地区妇女来沪“慰问”日军，称之为“慰安妇团”。1932年3月，“慰安妇团”登陆上海，在吴淞、大场、江湾等地为日本陆军服务，这是日军第一次使用“慰安妇”一词。
日军为掩人耳目，给慰安所取了各种各样的名字，或叫旅馆、俱乐部、酒吧，如虹口的“日之出酒吧”、“贝贝酒吧”等等。日军部队直接掌控的慰安所是“军直营慰安所”。日本学者木之内诚在其所著《上海历史指南》中提出，1937年日本人山中三平在日文杂志发表《上海陆战队物语》一文披露：“日本海军陆战队官兵在无执勤任务时，除了去陆战队内娱乐慰安机构外，军官们还去司令部隔壁的海军俱乐部休闲；下士以下的官兵大多去密勒路（今峨眉路）的集会所。”
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原在今惠民路保定路口，1934年搬到今四川北路、东江湾路、多伦路三条马路交界处（今四川北路2121号），南有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官官邸（今多伦路215号），北有毗邻的上海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四川北路、东江湾路路口），是日军在沪大本营。
日本海军俱乐部和峨眉路400号便是两个不同的、按日军军衔、级别高低行乐的慰安所。“上海日本海军俱乐部”、“下士官兵集会所”即为鲜为人知的日军“军直营慰安所”。
虹口文史馆现收藏着峨眉路400号原居民捐赠的腰鼓形“石凳”，上绘有日本女人图案。慰安妇图片一般悬挂在售票窗口供军官挑选。现在售票室已经改为理发店，而售票窗口依然保存着。
早在1992年6月苏智良就知道了海乃家的存在，那时日本机关报协会大阪府本部的《宣传研究》杂志在6月号上刊载了一位63岁日本老人公开其父亲在“中国上海经营从军慰安所”的文章，并提供了一部分照片，供述了自己也参与经营的回忆。文章署名“华公平”。1993年，苏智良在东京买到了华公平撰写的《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一书，书中以翔实的史料和诸多照片记述了海乃家慰安所1939年至1945年从建立到关闭的整个过程。
在今天的上海公平路425弄12号，这个名为公平里弄堂深处，海乃家慰安所建筑曾完整保存70年，那位记述这段历史的作者华公平这个笔名，也是结合了“中华”和“公平里”的意思。苏智良提交给世界记忆工程的24张照片中的6张，出自这本《从军慰安所海乃家的故事》。
此书的作者华公平本名坂下元司，其父坂下熊藏就是日本海军退役军官。1939年，时年41岁的坂下熊藏在上海虹口经营“煮豆屋”，当时日本海军方面找到了坂下熊藏，提出与其合作建立海军慰安所。
海乃家是一家高级慰安所，服务的全部是日本海军军官，除在中国妇女中挑选外，坂下熊藏还向人贩子购买朝鲜女子，每年回日本3次招募日本女子。1943年，“海乃家”增开别馆，有了分号。苏智良和学生在现在的东长治路上找到了“海乃家”分馆。
公平里的海乃家慰安所是一个由两层楼相接围起的院落，北京青年报记者2014年曾寻访此地并写过一篇报道，那时这里拥挤地居住着17户人家，周边老人都知道这里曾是慰安所。北青记者描述，附近70岁以上老人中尚有不少人能讲流利的日语，一位老人哼唱起《我是一个16岁的满洲姑娘》，“这首歌是妈妈教我唱的，她说这里的慰安妇经常唱这首歌。”报道还称，当时另一位老人说：“如果你明年再来，就看不见这栋房子了”。
一年过去了，“海乃家”果然遭遇拆除，但仅一天时间拆除工作又被暂停，以后如何现在还是未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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