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春，我写下长篇小说《诺拉·韦伯斯特》的第一章，在同一个季节里，我写了关于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大师》的第一章。两部书的主人公时间跨度都有四五年。詹姆斯和诺拉·韦伯斯特都独自在世上寻找克服失败、悲痛、失去的方法。尽管《大师》需要做大量研究工作，而《诺拉·韦伯斯特》几乎不用，我还是觉得《大师》更易写，也更易写完。
在《诺拉·韦伯斯特》中，我要和回忆打交道。小说背景是在爱尔兰东南的恩尼斯克西，那是我的故乡。诺拉的丈夫莫里斯与我父亲在同一年过世。莫里斯在书中几乎没有出现，但他的去世总在字里行间隐现，他作为显而易见的缺失而存在。我们的房子、镇子的街道还有附近的海岸在小说中就像是一个个角色。创作这些东西我不需要做任何研究。它们的回响、情感轮廓吸引了我。我写作时发觉，当我写下一条街道的真名，或是一间房间的实际布局，我就会释放出某种蜷伏和隐藏的情绪，然后定下书中另一些场景和片段。
据说回忆总是在捉迷藏，充满了暗影和不确定性。然而这问题对我而言——如我所记得的那几年里和我新寡的母亲以及弟弟住在那栋小房子里——却是回忆似乎相当确定、稳定、清晰。假如我要在法院提供证词，这或许会有用，但说到写小说，大多时候有害无益。我得筛选、提炼我记得的东西，给小说找到一种形态。
这部书是白天黑夜交战的结果。夜里我想到一个可能会用在书里的场景。睡觉前我几乎已准备好次日早晨来写。但到了早晨，它没有通过所谓的白天硬光的无情测试。
十年来，我每天总会在某个时刻想一想这部书。我搭建起了架构。诺拉·韦伯斯特这个人物渐渐地在我心中变得清晰。我想要她既勇敢又难对付，有危机时对她的孩子不离不弃，在日常事件中又若即若离。她的姐姐们怕她。她身上有种感觉，仿佛被困在环境中，困在一个小镇上。
2006年，我重读第一章，在最初几页的几行字里找到了长篇《布鲁克林》的雏形。我停下《诺拉·韦伯斯特》，转而写《布鲁克林》。数年后，我写了《玛利亚的自白》，既有小说又有剧本。我还写了一本小书，接着是一个关于爱尔兰剧作家格里高利夫人的剧本，她也是一位带着独子的四十多岁的寡妇。我完成了两个短篇集——《母与子》和《空荡荡的家》。似乎在这些书中，我都围绕着诺拉·韦伯斯特的故事，想方设法地写家庭、失去和创伤。
我发现很少有从寡妇视角来写的小说。我找到了两个关于寡妇的短篇——《幸福》和《在田野中央》，是爱尔兰作家玛丽·拉文写的，我在都柏林读书时认识她，是个乐于帮忙、古道热肠的人。我还在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末尾找到了感兴趣的东西——用音乐来留住失去的东西，或者是让失去的东西呈现其重要意义。我记得我母亲曾经买过一台立体声音响，并逐渐买了些古典音乐唱片，虽然母亲自己几乎不记得此事了。有一张唱片她反复播放，那是杜·普蕾、巴伦博伊姆、祖克曼演奏的贝多芬《大公三重奏》的录音。我记得唱片的封套上是三位演奏者的照片。我找到了一版录音，开始听起来。
最后我要做的仅仅是结束这本书，将夜晚的想法与白天的写作融合起来。我开始构思一幕将要在最后部分出现的场景，把莫里斯的鬼魂引入书中，那将会是最难写的。我一个人待在韦克斯福德，在海边的一栋房子里，开始为此做准备，我读了哈姆雷特父亲的鬼魂出现的那几幕，还有艾略特的《小吉丁》里写到鬼的部分。2013年9月的一个星期六，我写完了这部书。我知道，当我大概为读者打开这个世界的大门时，我就为自己关上了。我想，我不会再回到它那里去了。
（柏栎 译）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