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9月，我从西藏自治区人事局考入中央民族学院民语一系读研究生。从拉萨赴京前，单位的同事陈福、赵永芳和西藏档案馆的朋友高贺福等，都是民院藏语系七六届的毕业生，给我讲了很多系里的掌故，建议我最好跟着王尧老师学习藏语。很幸运，报到开学后，王尧老师真在历史系开了藏语班，当时来上课的有十多人，很多人中途离开了，留着的有王湘云、陈楠、沈卫荣、吴玉贵、史卫民，我们自豪地称这届藏语班是“黄埔一期”。
藏语课每周两次，每次四小时，两周时间讲藏语拼音。第一次上课，王老师上来先说，藏人是非常善良的民族，你看，汉人缝衣服，针尖朝外，由内往外扯线，容易扎到别人；藏人缝皮袍，由外向内扯线，针尖朝内，受伤的只能是自己。等学习了三十个字母和藏文词汇基本结构，王老师先让大家练习藏文拉丁字母转写方法。选读的课文是《猴鸟故事》《禅师与鼠》《米拉热巴传》和《王统世系明鉴》，讲授课文时特别注意串讲课文中出现的语词，我很多西藏文化的知识都是从王老师解释语词时得到的，有时一节课只讲几个词就到时间了。我至今记得的例子，说藏语du-ba是燃烧柴草的烟雾，主要是灶火的烟雾，以灶烟统计安家立灶的户数，叫du-bagnam-gtong，噶厦的乌拉差役很重，有人家就要支差役，“烟火差”叫du-bagnam-gtong-khral；又讲到《米拉热巴传》时提到水渠，说水在西藏古代农耕社会中非常重要，所以现代藏语的“水”的敬语是chab，“昌都”chab-mdo就是水的汇合处，敦煌文献形容藏布江波浪为chab-chab，谁控制了水谁就有了权力，所以“政治”就是chab-srid，“臣民”就是chab-'bangs。王老师最为满意的是对藏语mig“眼睛”的解读：现在的拉萨话mig没有前加字和下加字，后加字-g读音弱化，老师从嘉绒藏语中找到例证，mig“眼睛”读d-myi-g，完整地保留了古藏语的前加字和下加字，由此可以探索藏语声调的变化；讲解《米拉热巴传》时更是声情并茂，让我们了解了很多后藏的风土人情，老师脚踩上凳子，手搭凉棚，竖起耳朵，模仿米拉妈妈说“不会是我们家米拉闻喜吧？”“没有比我们娘仨再悲苦的，她爸爸呀，看看你们家儿子吧”，然后讲到后藏民居屋顶的用途，讲到妇女围裙抖灰诅咒的习俗。藏语课下午一点半上课，整四个小时，教室是个十五平方米左右的旧办公室，王老师讲课声若晨钟，抑扬顿挫的藏语发音满楼道都听得见。
上课时讲得最多的题外话就是于道泉先生的“特立异行”，说于先生反复对人说明他只是翻译了《仓央嘉措情歌》正文，其中的藏语音系的解说出自赵元任先生，不敢掠美；另一条经典的段子是于先生晚年热衷藏汉文数码代字，与儿子交流要对方用代码回复。老师对于先生的尊崇溢于言表，说要为于先生编辑一本收录大部著作的专集，此后的十余年，王老师费心搜集各处文稿手迹，请季羡林先生和于先生的妹妹于若木先生写了前言，编辑了纪念专集《平凡而伟大的学者——于道泉》，2001年由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
王先生对来自边远民族地区的学生尤其关照，我是祖居银川平原的宁夏汉人，王老师开玩笑说我有可能是西夏后人，要不就是洪洞县的山西人。一次下课推上自行车，王老师让我跟他出来，转到学校西门外胡同的一家小店，要了两碗炸酱面，边吃边嘱咐我要加强语言学习，说边疆高校的学生基本功不差，只是缺乏视野和方法，一张白纸，正好涂画。又说中文系毕业也没有问题，万金油，什么都可以学进去，就是做藏学，古汉语和文史训练也少不了，老师说他就是翻译《萨迦格言》和《藏戏故事》进入藏学的，讲到《萨迦格言》汉译稿在五十年代的《人民日报》连载两月，老师很是得意。临别，王老师给我两篇他参加国际会时带回的论文让我先试着翻译，一篇是美国藏学家戈尔斯坦的《1949年以前的拉萨街谣》，一篇是寓居法国的藏人噶美桑丹的《天喇嘛益西沃的文告》，我奋战两周，把两篇文章译完，交回王老师。大约过了几个月，一天，中国社科院民族文学所《民族文学研究》的编辑夏宇继女士给我打电话，说我有一篇译稿要发表，很纳闷，拿来一看，是王老师把译稿交到杂志发表了！后一篇译稿刊发在《国外藏学译文集》第二辑，因文集中已经有我翻的译文，王老师将本篇署名改为“严申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