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剧院里最好的座位》
安·帕奇特
在那本饱受争议的文学名著《了不起的盖茨比》的开头，故事的叙述者尼克·卡拉韦说，“在我年轻幼稚，不谙世道的年代，父亲给我的一条忠告，至今还一直在我心头萦绕。‘每逢你想要对别人评头论足的时候，’他对我说，‘要记住，世上并非所有的人，都有你那样的优越条件。’”……我读那本书大概有十几遍，每次我都有更多的收获。我经常温习尼克·卡拉韦从他父亲那里得到的忠告，它帮助我在认为自己已经不会有怜悯的时候，重新萌发怜悯之情。我可以告诉各位，我今天严重依赖这条忠告，因为我想要批评人了，然而我停下来提醒自己，也许别人没有我那样的优越条件。
《特立独行的企鹅：艾伦·莱恩与他的时代》
杰里米·刘易斯
“战前英国人总体上不是一个买书的民族，”克里斯蒂娜·福伊尔回忆道，“我们这些书业人士惊恐地记得一幅描绘一名妇女担心她的孩子的广告画。画中小男孩在专心读着一本书，一种可怜的场景。说明文字这样写着：‘你不想让你的儿子成为一个书虫。你希望他长成一个正常健康的男孩。’某某医生开的几剂药逆转了这个悲剧，在下一幅画里你可以看到男孩在追逐足球，他那个小小的白痴般的脸上露出开心的笑容。”
《思虑20世纪》
托尼·朱特
我们都是地图的产物，无论是真实的还是隐喻性的。我童年时的地理——我去过的地方，见过的事物——对我个人的塑造不逊于我的父母或老师。我青年和少年时的“地图”同样十分重要。其独特的既犹太又英伦的特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伦敦南部-仍弥漫着爱德华时代的习俗（mores）与社会关系的气息，在那里，地域是如此重要（我来自普特尼，而非毗邻的富勒姆）：若没有这些坐标，后续的事情便难以解释了。六十年代的剑桥，及其贵族义务（noblesse oblige）与精英向上流动的混合；七十年代的学术界，衰败中的马克思主义与个人化的狂热之间不稳定的结合：这一切都是我的著作和后来学术轨迹的背景，任何有兴趣了解这些的人很可能发现，那幅地图是个可用的指引。
《统治与教育》
徐贲
普鲁塔克在《梭伦传》中记载：“雅典的立法者梭伦说，为逃避危险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的人已经使这个城市人满为患，但是这个地方土地贫瘠，不宜耕种，从海上来做交易的也因为人民付不出钱而不带来他们需要的货品。因此，梭伦要求城邦的人民学会手艺，他订立了法律规定，如果父亲不教儿子手艺，则儿子没有为父亲养老的责任。”共同体成员的教育是为了帮助他们能够更好地共同生活，不是为了让统治者能更方便、更随心所欲地统治他们。
《见信如晤：致已然消逝的书信时光》
肖恩·亚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