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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审视晚清的思想革命 (1)

2016-03-06 08:36:33      参与评论()人

从历史的过程来看,辛亥革命有其偶然性,四川的保路运动和武昌的新军起义,都不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政治革命即便不发生,思想革命已经在进行。清朝即便不灭亡,其主导的政治思想和学术思想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其政治结构与学术制度须得有一个革命性的变化,才能适应新知识之下的士人和近代读书人。

清朝的灭亡与明朝不一样。

明朝的灭亡是征战的失败。清军的铁骑一路扫荡,虽有投降的官员与士人,但许多读书人是不合作的,是抵抗的。忠明与殉明,是当时官员与士人所认定的最高境界,许多人出于多种原因没有做到,被认为是怯懦的、自私的和不道德的,尽管也是可以原谅的。清初的统治由此也遇到了许多麻烦。

清朝的灭亡完全是内部的崩溃。在中央,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绝对不忠于清朝;在地方,广西巡抚沈秉堃、安徽巡抚朱家宝、江苏巡抚程德金等人是主动革命。作为清朝统治机器一部分——各省咨议局,普遍地同情或参加革命,许多人就是地方反清革命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作为清朝统治机器最重要部分的军队多有反叛,尤其是新军,在镇(师)、协(旅)两级的高级军官中,忠清和殉清的几乎没有,叛清的却大有人在。在上海进行南北议和的南方人士,如伍廷芳、赵凤昌,都曾是清朝官员。张謇作为清朝状元,主动倒清,据称是退位诏书的起草者,这在明朝是不能想象的。

作为中国传统思想主体的儒家思想,此时起到了什么作用?此时发生了什么变化?

儒家思想自然有多重的面相,然其最核心的面相是政治思想,讲的是“忠”。“忠”的核心自然是“忠君”。清亡五十年前,咸同之际,儒家思想还催生出诸如曾国藩、江宗源、胡林翼、左宗棠、李鸿章、骆秉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刘铭传等等一大批忠义之士。但到了此时,儒家思想表面上还占据着主导地位,但已经抽出了忠义的精神,清末政治思想的基本面相已变。

清末许多官员与士人之所以不再忠清,是受到了种族革命思想的影响,不愿意为异族效忠;但大多数并不主张种族革命,他们的思想又是如何发生变化,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

严修与蔡元培

由此我们可以看一下清末民初的两个重要人物,他们分别是南开大学的创办人严修和北京大学“永远的校长”蔡元培。

严修(1860-1929)从小受到了严格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1894年以翰林院编修出为贵州学政,主持一省之学务。很可能受到甲午战争的影响,他于1897年上奏,提议开经济特科。光绪帝接受了,相关的准备也正在进行,成为戊戌变法中的重大改革事项。至戊戌政变后,他请假回到天津,办理女学堂,自我学习西学,曾两次赴日本考察教育。1902年,他应袁世凯之邀,任直隶学校司督办,是直隶(尤其是天津)近代教育的发起人和主持人。1905年,清朝成立学部,他任侍郎,1910年以病回天津,至袁世凯组织内阁,再任学部大臣。他是清末教育改革的主要实践者和领导者。而在这一时期,他的思想从原有的知识结构向新式教育转变,似乎没有遇到太多的障碍。他对清帝的退位,似乎并不意外,是顺从的;对民国的创建,似乎也不意外,是欢迎的。他后来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已经看不到太多过去儒学或经学的特点。

蔡元培(1868-1940),也是受到完整的儒学训练,进士出身,入翰林院。戊戌政变后,请假回籍办理中西学堂,后到上海,参预办理澄衷学堂、南洋公学、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1904年,他参预组织了光复会,后加入了同盟会(他有种族革命的思想)。1906年,清朝派翰林出洋,他销假回京申请,未能成行。次年,他随清朝新任驻德公使孙宝琦到德国,入莱比锡大学旁听三年(孙宝琦曾给予他一定的资助),完整地接受了西学。辛亥革命时回国,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是重要的革命党人。北洋时期,再次出洋赴法国。1916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主校期间提出了“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