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店巡按
在1月份北京图书订货会上，看到三联书店的书目上登载着木山英雄著、赵京华译《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的新书预告，便一直留心着什么时候能出版，3月初终于见到了这本版权页上写着2016年1月1版1印的书。其实我对近现代的旧体诗词并无特别的兴趣，很大程度上是为书名所吸引。据作者“代序”交代，“人歌人哭”四字源于杜牧的七律《题宣州开元寺水阁》“鸟来鸟去山色里，人歌人哭水声中”，“水声”二字被带有政治色彩的“大旗”所替换。旧体诗词在大多数中国现代文学史著作中都没有位置，因被认为是“落后”的，不符合“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但不少旧体诗词具有较高的历史认识价值，如李锐说自己“于旧诗词是门外汉，过去连平仄也分不大清楚”，但在木山英雄看来，“在与《大跃进亲历记》《庐山会议实录》等书所传达的现代史上之汹涌波澜相互印证方面，这些诗却发挥了诗的效用”。《人歌人哭大旗前》中研究的杨宪益、黄苗子、荒芜、启功、郑超麟、李锐、胡风、聂绀弩、沈祖棻等人大都在历次“运动”中经历坎坷，旧体诗词这种“既可隐约表现又可含糊其辞的文体”（解志熙语）成了他们排遣抑郁、抒发心声的形式。这从诗集名就可约略看出一二：杨宪益的《银翘集》，杨在“自序”中说“银翘是草药，功效是清热败火，我的打油诗既然多半是火气发作时写的，用银翘败败火，似乎还合适，因此我想就用《银翘集》作为书名好了”；李锐的《龙胆紫集》，“龙胆紫”俗称紫药水，“在狱中擦破手时用来涂抹的装在小瓶里的紫药水，曾被他当作墨水把随作随忘的诗写在入狱五年后才允许带进狱中的书籍余白上”；郑超麟的《玉尹集》，“玉尹”通“狱吟”。木山英雄是日本著名的中国文学研究专家，该书不少材料源于他在北京时与诗作者及相关人员的直接交流，杨宪益就曾与他同住在同一栋楼里，这为他的释读提供了不少方便。通过这些旧体诗词，曾遭受过苦难的聂绀弩们浮出水面，这些革命的“同时代人”的心声也在木山英雄笔下一一显露。因此，这本书的意义也就不仅仅在于中国近现代旧体诗词研究方面，更在于书中所揭示的“正史”之外的个人心声。
提到奥斯威辛，很容易想到“野蛮”这个词，也很容易想到“六百万”这样一个数字，但在《幸运男孩：从奥斯威辛集中营幸存的回忆》（三联书店，2016年2月）的作者托马斯·伯根索尔看来，数字将受害者“非人格化”了，“将受害者转化为一群可代替的、没有名字也没有灵魂的躯体，无视他们曾经作为人类的个体”。作为亲历过大屠杀的幸存者，有责任讲述自己当时所见证的一切，作者在讲述时，用的是记忆中那个孩子的口吻，尽量客观、不带“感情”。在波兰凯尔采的犹太人隔离区及两个不同的强制劳动营里“生活”了将近四年后，十岁的伯根索尔被运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外围——比克瑙集中营，一个建有毒气室和焚尸炉的地方。在进囚房之前，手臂上被刺了一个“新名字”：B-2930，真实的姓名在这里没有了实际意义。集中营成了人性的考验场：如果没有被送进集中营，他们可能都是斯文的体面人，而大屠杀造就了许多的英雄和恶棍。有人为了一块额外的面包，为了增加自己生存的机会，成为集中营劳动小组的组长和囚房头头，帮助党卫军折磨人和杀人；有人忠实于自己的道德或者宗教信念，宁愿牺牲自己的生命。人性中又有许多复杂幽微处：一个组长负责看管一间当仓库的囚房，他把几个朋友、伯根索尔及其父亲分到这间囚房里，他们在那里工作和睡觉，这无异于救了他们的性命；一个党卫军看守在泡咖啡时看到伯根索尔渴望的眼神，把手中的咖啡递给了他，这是他几年中喝到的第一杯热饮。虽在集中营经历了种种噩梦，伯根索尔又是“幸运”的：在父亲的指导下，他逃过了几周一次的死亡筛选；在即将被送往毒气室时，得到了波兰医生的帮助；在医院手术时，又得到挪威的南森先生的照料，除了送他吃的和图书外，南森还送烟草等东西给病房护理员，委托护理员照顾他，这可能救了他的命，使他的名字不会出现在“濒临死亡”的患者名单上。幸存下来的伯根索尔一直致力于人权保护事业，“要为建立一个人类的权利和尊严在任何一个地方都得到保护的世界而工作”。可以说，《幸运男孩》是一本否定与肯定之书：既是对人不应该有的样子的拒绝，更是对人应该有的样子的期待。
还有一本记录大变动时代普通小人物思想与生活的书值得一读，读起来颇感压抑却又忍不住去读。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二手时间》（中信出版社，2016年1月版）记录了苏联解体之后的1991-2012年二十年间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呈现了几代人的困惑与迷惘。对一些人来说，这是一段“自由呼吸的日子”；对一些人来说，“超级市场代替了祖国”“我们成了奴隶”；对一些人来说，只有回到社会主义才能实现“俄罗斯梦”……多声部中呈现出一个复杂的俄罗斯：“一个大时代被偷走了”“他们个人的时间被偷走了”。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