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 > 文化新闻 > 正文

吴承惠谈1950年代初的上海小报(1)

2016-03-20 11:08:01      参与评论()人

旧上海哪段时期的小报最繁荣?

吴承惠:我首先声明,我谈的是印象,因为旧上海时期我还是个资历很浅的小青年,文化水平也有限,想事情和看问题都是即兴的、表面的。我还有个缺点,就是没有在这方面做过资料搜集的工作,报纸随看随丢,都没有留存。解放前,我是上海市银行的职员,并不在小报工作,虽然喜欢看小报,也看得不多,偶尔也写写文章、投投稿。当时小报很多,水平参差不齐,报摊上摆列出来的小报,看看五花八门,其中虽有办得比较好一点的,但也好不到哪里去,所以每家小报的寿命都不长,有的甚至很短。小报虽多,内容往往大同小异,加上客观形势的变化,办小报的人又都不是有钱的大老板,经济常常出现困难,所以真正能挺立住了办多少年的小报是很少的。

抗战胜利前,龚之方先生在上海办过一份《光化日报》,跟他合作的叫唐云旌(即唐大郎)——诗写得非常好。龚先生最初是在电影公司做宣传,又办报纸,又在戏馆(当时在共舞台)做宣传,是一个很有经营才能的文化人。解放前的小报一般都是旧的小报文人吟风弄月的地方,而龚先生起用了几位懂外文的大学生,比如沈毓刚和徐慧棠就被吸收进来编译海外新闻。因此《光化日报》当时是比较突出的,比较新颖,很受欢迎。当时日本人也管制舆论,而且管得很凶,却又有缝子可钻。《光化日报》的头版有很多从外国报刊编译过来的新闻报道。当时正在发生太平洋战争,到了1944至1945年间,日本败局已定,舆论也管不住了,从大后方和国外流传进来了不少消息。比如,那时候上海人还不知道吉普车,《光化日报》首先披露了,引起了读者的兴趣,同时它也带来了胜利的希望。读者既感到新奇,又很受鼓舞,所以这份报纸一时很受欢迎。

1945年抗战胜利后,办报需要国民党政府颁发的执照,有的小报拿到了,有的就没拿到。龚先生也没拿到,《光化日报》就停办了,于是他就连夜在家用一张报纸横折竖折,折出了一种方型周刊,是小报的变种,名字就叫《海风》,变身为期刊,内容还是小报式的,一周出一期,很快风行一时。那时上海还从来没出现过这样的报刊,销路大好。于是,原来的小报从业人员,甚至非从业人员群起而效尤,想趁机捞一票,一时之间,什么《海光》《海星》《海晨》等纷纷在报摊上出现,一下子有了几十种。有的报摊就乱堆在那里,三钿不值两钿,卖也卖不掉,形成一种灾害。于是,《海风》首先自行停办,当时唐大郎写了一篇文章叫《始作俑者的罪孽》,表示自责。因为,在1946至1947年间,小报数量虽然不多,但这种方型周刊却在很短的一个时期内形成畸形发展,是令人料想不到的一种乱象。想想《海风》初创的时候,内容还是蛮好的,很多名家化名写文章,吴祖光就写过,但后来办的一些方型周刊内容越来越糟,甚至语涉下流,理应遭到读者唾弃,是很自然的事情。

所以要问旧上海小报最繁荣的时期,我确实说不出来,当时我二十岁不到,抗战胜利前固然不知道,胜利后的也说不清楚,大概有五六家,或者七八家,办得比较出名的有三家:《铁报》《飞报》《罗宾汉》。《铁报》可能执其中的牛耳,老板在日伪时期是国民党的地下党员,后来倾向共产党。其他还有些印象的,比如《诚报》《辛报》等。当时办这些报纸的人,现在大多去世了,知道的人不多了。

1949年上海解放后,小报情况如何?

吴承惠:解放后,很多小报都主动停掉了,最后批准出版了两张新的小报,即《大报》和《亦报》,由新闻处主管。之所以还是要办这两家小报,我猜想有两个原因:一是用旧小报的形式教育当时的上海市民;二是维持小报从业人员的生活。而其中,我估计,夏衍同志起了很重要的作用。他当时在上海管文化,很博学,也是办报出身,对旧上海很了解,各方面结交的朋友也多,懂得利用上海的各种文化形式开展宣传,适应各种人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