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美国弗吉尼亚大学的Jeffrey Hopkins和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两位教授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以藏传佛教研究为主体，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形成了一个与欧陆佛教语文学完全不同的美国本土藏学研究传统。
与欧洲相比，美国的藏学研究起步亦晚，值得称道的“天才的票友”（gifted amateur）唯有大美利坚合众国驻我大清国外交大臣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 1854-1914）先生一人。直到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它未能自成气候，主导的几名学者均来自欧洲，如Ferdinand Lessing、Helmut Hoffmann、David Seyfort Ruegg和David Snellgrove等，遵循的是欧洲的“东方语文学”（Oriental Philology）传统。这个传统于今日美国大学中勉强得以维持，如哈佛大学的范德康（Leonard van der Kuijp）教授等依然严格秉承欧洲学术传统，但不能代表美国藏学的主流。后者当以弗吉尼亚大学的Jeffrey Hopkins（生于1940年）和哥伦比亚大学的Robert Thurman（生于1941年）两位教授及其弟子和再传弟子为代表、以藏传佛教研究为主体，在经历了将近半个世纪的发展之后，它形成了一个与欧陆佛教语文学完全不同的美国本土藏学研究传统。
如果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rs, 1784-1842）可被称为欧洲藏学之父的话，那么或可被称为美国藏学之父的应该是卡尔梅克蒙古喇嘛格西旺杰（Geshe Wangyal, 1901-1983）先生。格西旺杰生于居住在黑海与里海之间的卡尔梅克蒙古部落之中，少年出家为僧，后随布里亚特蒙古喇嘛德尔智（Agvan Dorzhiev，1854-1938）入藏，在拉萨哲蚌寺学法九年，获“格西”学位。后到北平学法、营生多年，曾随中国藏学之父于道泉先生学过英文，也曾短时间为钢和泰先生创办的中印研究所工作过，还充任过英国外交官Charles Bell（1870-1945）爵士的翻译。自二战爆发至五十年代初，他往返于西藏和印度两地。1955年，往美国新泽西，为被安置于此的卡尔梅克蒙古难民社团提供宗教服务。很快，在他身边聚结起了一批来自大苹果和大波士顿地区的白人佛教发烧友，其中烧得最厉害的即是日后美国最负盛名的藏学研究权威Hopkins和Thurman二人。他们都于1963年从哈佛退学，住在格西旺杰于新泽西建立的那座小喇嘛庙中随他修习藏传佛法。
1965年，格西旺杰带Thurman去了印度，介绍他皈依，使他成为第一位受剃度出家的白人藏传佛教僧人。一年半后，Thurman还俗，在格西旺杰鼓励下回哈佛完成学业，1972年博士毕业后先在Amherst学院任教，后于1989年成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法主宗喀巴”讲座教授，并于此创立了“美国佛教研究院”（American Institute of Buddhist Studies），成为迄今全美最有影响力的藏传佛教权威和发言人，被《纽约时报》称为“美国最耀眼、最具魅力的藏传佛教代言人”。在他身边围绕着一批信众和粉丝，同时也培养出了不少从事印藏佛教研究的优秀弟子。Hopkins则于新泽西随格西旺杰学法多年之后，进入了威斯康星大学的美国第一家佛教学博士研究生班深造，随出自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的Richard Robinson教授攻读博士学位。1971年，Robinson不幸英年早逝，Hopkins便往印度学法，撰写博士论文。1972年，Hopkins以“观空”（Meditation on Emptiness）为题完成了博士论文，翌年即受聘于弗吉尼亚大学宗教研究系。于此，Hopkins新开炉灶，建立起了一个藏传佛教博士研究生项目，培养出了迄今于北美大学数量最多的藏传佛教研究专家，今于北美诸大学内担任藏传佛教教职的很大一部分都是他的弟子或再传弟子，他们的学术方法和成就代表了当代美国藏学研究的主流传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