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泰荣（1902-1978），浙江奉化人，参与发起成立奉化孤儿院并历任募捐主任和副院长，是民国时期奉化慈善事业的中坚人物。他1922年至1957年的日记近日由宁波出版社出版，其中关于奉化解放前后的日记，颇可见历史转折时期对普通人的影响。
1949年5月25日，对张泰荣来说仍是平静的一天，他一如往昔地处理奉化孤儿院的闲杂事务。孤儿院所养之蚕依旧默默做茧缫丝，家里水田需要下种，被日军损坏的房屋的原地已砌起新房，接近装修尾声，一切都安然无恙。
然而，就整个奉化县城而言，这却是不平静的一天。这一天，奉化城内悄然呈现了权力真空状态，国民政府和军队陆续撤离，中共军队尚未到来。政权的更迭，意味着社会秩序的不稳定，各种变数都存在着可能性，最是令人惶恐不安。
这一场景并不让人感到陌生。时光转回四年前，日寇带来的无边黑暗于1945年结束，重建家园成为当务之急。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1945年日本投降、孤儿院回迁返城，张泰荣对未来充满着向往：“余当埋首苦干，复兴建设，余之事业自有更愉快甚于今日者殆无疑义，余其勉之。”（1946年1月1日）尽管做公益事业必须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但他始终具有自知之明，并未试图谋取要职，即使有机会也借故推脱，只愿认真做事。他对自身的定位一直十分清晰：“国事、县事余无过问能力，亦无责任可言。地方建设，如八乡会馆、奉中镇中心小学，余必竭尽绵力促其成功。”（1947年1月1日）对张泰荣这样的普通人来说，与其卷入政治中浮沉不定，不如全身心投入地方公共事业中去，苦干以见直观成果。
1948年至1949年，是时局陡变的一个阶段。有些现在看来清晰无比的事件，在发生的当下，却是混沌。尽管这一年物价忽涨忽落，人心也随之忽上忽下，但普通人对时局变化的感知总是滞后的。彼时，东北战场上国军一败涂地，辽沈战役开打在即，国民党败象已显。而奉化城内各政治人士，仍于四五月间商讨派代表赴南京向年初当选大总统的蒋介石道贺。
然在北京和上海，距离政治中心更近的人们已经感知到了浓郁的紧张气氛。胡适于1948年10月便体会到了急转的形势，在日记里写下：“有呈现大失败的情形。”他甚至一度想要投身政治，“我想到政府所在地去做点有用的工作，不想再做校长了”。当然，此刻立下政治志向为时已晚。居于上海的颜惠庆同样发现人群中弥漫了悲观气氛，且上海于11月11日开始实行宵禁，紧张氛围更甚，他的部分友人开始迁往台湾或香港。
到1949年初，张泰荣等普通民众已然觉知时局似要走向另一边：“默察今后时局，周视环境迥异既往，即本院经常支持已感非易，房屋建设应视情形，其他事业恐更无余力。”（1949年1月1日）随着日子一天天推移，政权更迭的迹象也逐渐凸显。
纵然时局移易，但更多的人没有离开，他们心怀希望，继续往常生活。颜惠庆尽管曾接受李宗仁的委托，作为“和平代表团”之一奔赴北平商谈。但到抉择时刻，他并未应李宗仁的提议迁至台湾，而是留在上海，顺利等到5月25日共产党正式接管上海。其时，甬籍商人秦润卿亦留居上海，以他所见，解放之日沪地“秩序良好，各业纷纷开市，照常营业”。
将视线转回奉化，5月24日国民党政府及军队陆续全部撤出，权力真空状态不过持续一天，5月25日下午五时共产党军队开到接收，奉化即告解放。解放军进入奉化县城内的第一天，纪律严明，整齐有序，且张贴八项文告以定民心，给人们留下了良好印象。张泰荣等人怀揣着一份欣喜与新鲜的心情迎接新政权的来临，“人民聚观，途为之塞”（1949年5月25日）。政权与意识形态的突然更迭似并未引起民众的过多思量，生活与工作一如往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