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于1930年的吴浩坤先生，今年虚岁八十七了。作为复旦大学培养的新中国最早的历史系研究生之一，吴先生经历了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并深深卷入其中。“文革”期间，他戴着右派帽子，参与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负责资料收集。“文革”结束之后，他参与创办复旦文物与博物馆学专业，并担任系主任，又参与筹建复旦文博学院和博物馆。在吴先生的讲述当中，周谷城、周予同、胡厚宣、谭其骧、陈守实等历史系前辈学人的形象得到了生动再现，而他同辈学人的不同遭际与命运，也令人唏嘘感慨。
封面吴浩坤像：李媛 绘
您是何时考入复旦的？
吴浩坤：1951年我考入东北师大中文系，系里还有穆木天这样的名师，跟他接触蛮多的。后来因为东北天气太冷，高粱米也吃出了胃病，就要求退学，1952年，我考入复旦历史系。王文楚、贺卓君这些同班同学一般比我小三岁，裘锡圭还要更小一点。我除了在东北师大耽搁一年，解放初期我还上了军政大学，在南京孝陵卫，是三野搞的。
我考进历史系的时候，系里已经经过了思想改造，看看谭其骧先生1951年的日记，里面就说了一些思想改造的事情，当然，文风是含蓄的。经过思想改造之后，老师待我们这些1952级的学生特别亲切，此前师生之间是发生过矛盾的，比如学生批评老师之类。我们1952级人数多，共四十人。1951级只有十二个人，再往前的1950级倒也有二十几个，徐连达、朱永嘉都是那个班的。1950年前，有的班级只有几个人。
当时复旦历史系有哪些老师？您能谈谈这些老师的情况吗？
吴浩坤：经过院系调整，历史系拥有周谷城、周予同、陈守实、胡厚宣、谭其骧、蔡尚思、马长寿、王造时、耿淡如、田汝康、章巽、靳文瀚、程博洪、陈仁炳、胡绳武等一大批专家学者。1953年又增聘上海博物馆馆长杨宽先生来校任教。1952年我进校的时候，马长寿先生还在，1955年“反胡风”之后就去了西北大学。1956年，胡厚宣先生也被调到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历史系初次评职称，共评了一个一级教授、七个二级教授，有人戏称是“八仙过海”，一时传为佳话。周谷城先生是一级教授，学问博大精深，但是讲课照着讲稿读，有一次读到某个民族栖息在某地，他就说“栖息”这两个字用得好，“要得！”还要拿出来议论议论。耿淡如先生也是读讲稿的。陈守实先生讲元明清史，分析问题很深刻，如果顺着他的思路往下钻，能够写出好文章，可他的讲法，你要耳朵竖起来听，他讲话轻的时候轻在喉咙头，响的时候又响遍全教室，一会儿响，一会儿轻。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他说：“《文史哲》上的文章好看的啊？不好看！”他的意思是《文史哲》办得不够好。
印象最深的是胡厚宣先生的课。他一开始就给我们开了“中国通史第一段”（先秦两汉部分）和“考古学通论”这两门基础课，接着又开了“古文字学”和“甲骨学商代史”两门专业课。班上像裘锡圭、贺卓君、王文楚、崔恒升、施勇云还有我都喜欢听他的课，他和我们接触最多，感情也最融洽。这几门课我成绩都很好。
周予同先生和蔼可亲，待人有长者之风。他上课不用讲稿，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只有写大段板书的时候才看一下笔记本，很有个人风格。我对他开的“历史文选”很感兴趣，当时想追随他搞经学史，大三学年论文的题目就是他给我出的，叫“论墨子思想及其所代表的阶级性”，1956年稍加修改，作为毕业论文通过了。系里毕业分配，我被分配考周先生的研究生，方向是“中国古代史学”。周先生看我来自农村，经济比较拮据，为我着想，曾经两次劝我不考他的研究生而改当他的助教，这样生活比较稳定，经济也有保障，但我想多读点书，后来还是考了他的研究生。没想到1957年“反右整风”，我突然被划成了右派，周先生也爱莫能助。“文革”初期，我不仅穷，粮食也不够吃。周先生当时也困难，工资被冻结，还好几次把剩下的粮票二十斤、三十斤地塞给我，有时附上三十元钱，让我买粮食。这样的恩情，我是永记不忘的。
您当时还是研究生，怎么会一下子被划成右派呢？
吴浩坤：我一直是各种政治运动当中历史系重点针对的学生对象，思想经常受到批判，其实我哪有什么思想，就是好讲话，爱随便发表意见，个人作风自由散漫，有时候甚至盛气凌人，但是谈不上“反动”。1955年“反胡风”运动之后搞思想批判，我受了批判，思想上总有些不痛快。1956年虽然考上了研究生，却得了肺结核，情绪更坏。所以，到了1957年，党委派人来历史系召集研究生开“整风座谈会”，我第一个发言，把1955年的事情又搬了出来，当时很激动，吐了一口怨气，没想到又惹了大祸，成为被扣上“右派分子”帽子的主要根据。
我跟其他一些同学不同，我家庭成分是自耕农，自以为出身比较好，于是胆子就比较大，没有料到事情有那么严重。我还记得宣布我的罪状时说我“反苏反共”。说我反苏是因为在寝室里随便讲的一句话，被人汇报了。我说，解放前，有些人说美国什么都好，相信美国的月亮比其他国家的月亮圆，这是不正确的；解放后，向苏联一边倒，说苏联什么都好，我觉得也不辩证。后来中苏论战，我们的九评文章不就说苏联是大国沙文主义吗？1957年的时候，苏联就是大国沙文主义嘛，只有苏联能搞工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只能搞农业，明显是不平等的。说我反共，也是因为我在寝室发的议论。我是农村来的，每年春节都回乡下，听说农村里一些基层干部对农民很苛刻。回到寝室，晚上闲着没事，和室友聊了一下农村的情况，又被汇报上去，说我反对农村基层干部。后来四清运动，好多基层干部不都被整得够呛吗？现在回想起来，都很可笑。
您其他同学的情况怎么样？
吴浩坤：历史系连我在内，一共招了十个“副博士”研究生，这是模仿苏联学制，其实就是现在的硕士研究生。这里面只有三四个人太太平平毕业，几个和我比较好的同学都成了右派。一个是柏明。我们接触多，因为都喜欢打篮球。柏明还跑到华师大去听苏渊雷先生讲佛学，苏先生也是右派，最后给弄到东北去了。有人让柏明揭发我，说是可以不划右派。我从未和他说过什么反动话，他又不能生造出来。真正讲起来，他的家庭成分是没我好的，他家里开首饰铺子，很有钱。但我们从来不谈思想，就是打篮球。他发言支持我，被打成右派。一个是史书友，他是周谷城先生的研究生，发言时发了点牢骚，也是右派。后来又说他是“反革命集团”，实际上他就是跟一个中学教师一起发发牢骚，他一直在安徽白茅岭的农场改造。还有一个是谢耀桦。他原来是中学教师，考到复旦做研究生，跟耿淡如先生读西方中世纪史。因为我在“整风座谈会”上首先开炮，谢耀桦听到我的发言之后，很激动，过去大概和我一样也受过批判，再加上他有海外背景，父母都在台湾，好像父亲还是台湾的立法委员，也被打成右派，后来又送去劳改。最可怜的是一个叫林光祝的同学。他是四川人，原来做过袍哥，相当于参加过黑社会。这件事他一直隐瞒， 1957年他小心谨慎，不敢讲话，没出事，到了1958年就抓进去了，最后死在狱中。还有一个同学，那时候是青年团员，他没有被打成右派，生活作风上出了问题，上吊自杀了。
裘锡圭是没事的。但他告诉我说，他一直很担心。担心什么呢？我们班上有一个家庭成分不好的同学，叫柳亦农，是安徽大地主的儿子。他是公开一天到晚发牢骚，带点煽动性，说起来真有点“反动”的。他大二就被抓去坐牢，关了好几年，出狱之后到了甘肃酒泉，做中学教师。他成绩很好，大一刚进校没多久，就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讨论均田制度。裘锡圭跟柳亦农接触比较多，他们住一个寝室，天天说话，所以才会担心自己出事，而且他自认为是有问题的，实际上哪有什么事。
历史系这么多教授当中，您跟胡厚宣先生应该是最熟悉的了。
吴浩坤：胡先生在复旦待了整整十年，当初是周谷城先生邀请他到复旦史地系任教的。抗战刚刚胜利，他就专程从成都大后方赶到北京、天津、南京、上海去收甲骨，买了好多流散在民间的甲骨。后来是因为铁路中断了，他才答应周先生的邀请来复旦的。他那个时候也做点甲骨买卖，解放初期思想改造的时候，这一点专门受到了批判。他出书的稿费特别多，曾经在课堂上说起，他出版的《甲骨学商史论丛》被当时的教育部颁发了科学发明二等奖（冯友兰的一本书拿了一等奖），拿了八千大洋。谭其骧先生的日记里面也讲到，历史系思想改造的时候，胡先生是重点对象，他自己做的交代主要是他当年花钱买甲骨的事情。他把甲骨视为宝贝，我们这些搞甲骨文的后辈跟他差远了，他是一心一意扑在甲骨上面。我们这一代人经历的政治运动太多了，多看一点书，就是白专道路。
胡先生去北京后，您和他应该一直保持联系的吧？
吴浩坤：1954年的时候，中科院历史研究所要调胡先生进京任职，当时的高教部部长杨秀峰明确表示反对，复旦也拒绝了这个调动要求。我听胡先生说，历史所后来又要把中山大学的容庚和商承祚这两位教授调到北京，中山大学没有同意，理由是容、商两位教授一直在南方居住，适应不了北京的气候。我心想，胡先生是河北望都人，没有办法拿这种理由当作借口，总有一天是要调离的。果然，到了1956年，高教部的通知就来了，说是中科院院长郭沫若找了周恩来总理，让周总理批了条子，一定要把胡先生调到北京。国务院都下了调令，复旦只能同意放人。胡先生的夫人桂琼英先生，还有他的研究生裘锡圭也就一起去了北京。回头看看，胡先生在复旦十年，经历了土改、三反五反、思想改造、“反胡风”这些政治运动，竟然发表了八篇重要论文，出版了八部著作，非常了不起。
胡先生去了北京以后，差不多每年要回一两次上海。他曾经利用寒暑假时间，两次返回复旦，钩摹墨拓历史系藏的三百多片甲骨。那时每个宿舍只有门卫安装了电话，更没有手机，他每次回来，或者写信，或者发电报，都会事先通知我去接站，让我陪他和桂师母到上海大厦、春江宾馆或永嘉路亲戚家小住。有时候他也托我买一些书刊寄往北京，收到书刊以后，他和师母总是会特意多寄点钱给我。那真是雪中送炭，我当时生活很困难。副博士每个月的补贴一开始是六十块零五毛，比助教多五毛钱。后来有人提意见说，研究生还在读书，没有理由拿这么多钱，补贴要降，于是就降掉五毛钱。等我划成右派以后，每个月就只有三十块生活费了，要养活妻子还有小孩。柏明还要低一点，只有二十五块。胡先生的日子一直比较宽裕，解放后他在复旦评上了二级教授，一个月工资是三百零六块，他老是留我吃饭。我记得他家里有个保姆叫招秀，解放初，胡先生给她十五块钱一个月，也就是说，他的工资可以请二十个保姆。
胡先生还请顾颉刚先生来给我们讲过课，讲了两节，然后带我们到苏州访古。苏州是顾先生的家乡。我们到了苏州的白塔中学，一人乘一辆黄包车，拉到虎丘。四十个学生，一人一辆黄包车。一起去的教授也蛮多的，除了胡、顾两位，记得还有谭其骧与田汝康两位老师。
您还参与了《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纂工作，和谭其骧先生还有其他工作人员应该挺熟悉的吧？
吴浩坤：1958年6月份的时候，包括柏明在内的一批青年教师都下乡劳动去了，我记得里面还包括庄锡昌，读大学时他是班长，后来做复旦副校长兼文博学院院长。一共劳动了两年。我是5月份被分配到复旦图书馆编目室去工作的。工作了半年，就得了肺炎，在家里休息了半年。等我病好以后回学校，在历史系资料室遇到了王明根。他问我怎么样，我说病好了，准备回图书馆去工作。他说你不要回去了，到历史系资料室来怎么样，我就答应了。历史资料室就他一个人。1960年5月，我又被调到历史地理研究室（后来改名为历史地理研究所）做资料员。
谭先生教过我们“中国通史第二段”（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部分），他上课的风格和写文章一样，擅长考据分析，丝丝入扣，很受欢迎。历史地理研究室本来1955年接到中央下达的任务，是要改编清朝学者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搞了两年，决定抛开“杨图”，另起炉灶，直接搞规模更大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还从历史系抽调了十个大三学生到历史地理研究室参与编图工作。
我从1960年开始，就全程为编纂《中国历史地图集》搜集参考资料，最经常去的是复旦图书馆线装部，此外还经常到上图，有时候也去华师大图书馆、上海博物馆借书。在历史地理研究室我一直待到1978年右派改正，那之后我才回到古代史教研室。所以，历史地理我搞了十八年。记得我们平时上班，不管是“文革”之前，还是“文革”当中，都是每天三班制。早晨八点钟上班，到十一点半下班，吃好饭去工作，工作到五点钟吃晚饭，然后再从晚上七点钟工作到九点半。除了“文革”初期停止工作三年，一直都是这样一天三班倒。历史地理研究室在“文革”当中是相当“左”的一个单位，历史系要批斗什么教师，都是拉到历史地理研究室去的。谭先生作为领导只是挂个名而已，负责业务，没有实权。实权掌握在赵少荃、魏嵩山和周维衍这三个学生党员手里。
在历史地理研究室做资料员时间久了，倒是搞出了几本工具书：《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中国古代史论文资料索引》《中国近代史论著目录》还有《五十二种文史资料的分类索引》，“文革”结束之后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这都是王明根拉我和柏明一起编写的。说起来好玩，像《文史工具书的源流和使用》这种书，就是因为“文革”当中搞“批林批孔”、儒法斗争，工厂工人都跑到复旦来看书、找材料，有时也会向我们提问题，我们就帮忙解答一下。次数多了，想起来要编这么一本工具书。书出来以后蛮畅销的，好像印了五六次。书里面收录的一些实例，其实当初都是人家提的问题，我们做了这么久资料工作，晓得应该从什么地方找到正确答案。“文革”以后我上过一学期文献检索的课，后来就都是傅德华上。
说到《中国历史地图集》，还有一个故事，蛮好玩的。有一次杨福家校长召开中层干部会议，我作为文博系主任参加。杨校长讲到《中国历史地图集》，当场表扬了当时是史地所所长的葛剑雄，说那套历史地图集你搞得很好。其实《中国历史地图集》陆续出版的时候，葛还没来复旦，他是1978年考进复旦的，“文革”后复旦第一届研究生。
您和谭其骧先生接触得多吗？
吴浩坤：“文革”时因为我是右派，“死老虎”一只，又是“小老虎”，所以没受什么冲击，一直在牛棚劳动。我们历史系的牛棚就在100号靠登辉堂楼下的一间房间，睡觉打地铺。平时工作就是打扫厕所，到学生六号楼做卫生，绿化组还让我们帮助种树，要么就是看老三篇、小红书。一开始，姜义华是我们牛棚的“牛长”，后来写作组把他弄去做了联络员，就叫我当牛长，让我汇报情况。有一次谭先生和我说，老是看小红书要打瞌睡的，我来跟你下围棋。我就弄来一张纸，在上面画了十九道格子。一个人在上面画圈圈，当白子，一个人打叉叉，当黑子，两个人下棋解闷。我学围棋差不多与徐连达同时，在我毕业那一年跟我小舅子学的，他是上海交大毕业的，后来到了西安交大。西安交大一个教务长喜欢下围棋，老是拉着他下，慢慢地就会了。后来他反过来教我，开头让我九子或者让我七子，后来他赢不了我，就不跟我下了。我一直跟徐连达下围棋，保持到现在。最近几年他有哮喘，走不动了，我们在学校每个月开一次会，他已经很少来了。朱永嘉跟他同班，也是比我小一岁，他经常来约我一起去看徐连达和叶倩云（徐夫人也是历史系毕业生，比我高一班）。
当时其他不少老师也在牛棚吧？
吴浩坤：很多老师都在牛棚里面，按理说，我这个牛长是要向上头汇报他们的事情的，我尽量少汇报，也少让他们劳动，我跟柏明总是尽量多做一点事情。陈守实先生临死前还跟家人说，要好好报答我和柏明。他戴了高帽子，挂了牌子，要到学生食堂吃饭，还要排队。他难为情，就不去。有一段时间，都是我跟柏明去食堂，一个给他打菜，一个给他打饭，带回来给他。我们对老师都尽量照顾，不会汇报他们什么不好的事情。红卫兵去陈守实先生家里抄书，连长叫陈连丹，后来分配到云南去了。他让我跟柏明一起去，实际上是给他劳动。我个子高一点，就负责把陈先生书房架上的书拿下来。陈先生站在一旁，陈连丹就坐在旁边看着我们。我每一本书都问陈先生，因为他夫人也是搞中文，我说“是你夫人的，就丢在旁边”。我看到他的日记本之后，就推到他夫人那堆书里去了。我想日记本里有什么东西就不得了，怕惹出什么祸来。陈先生日记后来没有发表，不知道现在在那里。大概有二十来本。好像历史系有人在整理，要出版他的书。徐连达出过一本他的《中国古代土地关系史稿》。
周予同先生的情况您了解吗？
吴浩坤：周先生爱发议论，姚文元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以后，他在《文汇报》召开的座谈会上，说“将来研究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只好取材外国资料了”，又说“吴晗我是熟的，他很爽直，文如其人，有错就认了。爱上好人，是清官，但是他的政治敏感性大有问题”。胡厚宣先生告诉我说，他在北京读了《文汇报》，就知道予老闯祸了。果然，《文汇报》随后发了一整版“以反共老手”为题的批判文章。从那时起，还有人在复兴中路周先生的住宅墙上用黑漆刷上“反共老手周予同”七个大字，各路红卫兵路过都要进去抄家和批斗他。“批林批孔”的时候，周先生被山东曲阜的造反派揪到孔庙去斗。他家里的钟表之类的东西都给抄走了，临走之前找我借了一块旧罗马表。我就给他带去，本来没指望他拿回来。没想到，在曲阜被斗得半死不活的老人家竟然护住了这块表，等他回了上海，他儿子光彬帮他把手表送到我家里来了。
这次打击之后，周先生就此一蹶不振，不久又中风瘫痪在床，双目失明。他夫人也去世了，没人照顾他。我曾经到复兴公寓看望过老人家几次，胡子不刮，头发也不理，一个人躺在床上。晚景之潦倒凄凉，让我心酸。
历史系好像有位苏乾英老师，能谈谈他的情况吗？
吴浩坤：苏乾英协助周予同先生一起教历史文选，等于辅助，但他不是助教，他是讲师，后来也是升副教授，但他就是愿意协助周予同先生一起上课。上了课之后，学生做的作业他也愿意批改，一直辅助周先生。比周先生年纪小一点。历史文选也是他一起参与，他好像跟黄宾虹也有来往，有书信，也喜欢黄宾虹的画。他一直在马来西亚，从东南亚回来，是华侨。他那个时候也穷，老是跟我们讲，他的夫人是马路上捡来的。后来他调到中文系，参加五代史的标点工作，评上了教授。
历史地理有一个姓张的人，从地理系分过来的。这人很坏，“文革”当中专门欺负苏乾英和吴杰。吴杰很可怜，汪伪时期做过驻日本使馆的参赞。汪精卫死了之后，他跟陈璧君一起坐飞机从日本回来。这是个历史问题，但是他交代清楚了。这个张某人一看到吴杰就骂“狗汉奸”，打他嘴巴，看到苏乾英就骂“苏老狗”，拳打脚踢。在他升副教授评职称的时候，我是历史系学术委员会的，几个老先生找我，要我不同意他晋级。田汝康先生是复旦学术委员会的成员，他也对我说，这个人品德太坏了，不能让他升上去，系里就算升上去了，我在校一级还是要把他拉下来的。我在历史系学术委员会上反映了这些情况，这个人没能评上副教授。但后来系里又给他升了副教授，并且不是教授都评上了博士生导师，又因为评上博导，自然升了教授，真是咄咄怪事！
关于汪伪时期的情况，吴杰老师的交代材料还在吗？如果保留下来，应该是很有意义的历史文献。
吴浩坤：吴杰是日本史比较早的博士生导师。他的材料估计不在了。汪伪的材料，余子道、黄美真他们都到过监狱里采访汪伪政府的工作人员的，搞了好几本书。
您什么时候摘掉的右派帽子？
吴浩坤：1970年工宣队掌握学校的时候，看看我也没有什么大的问题，材料上就这么一点点，就给我摘帽了。我们系里当时有一个“邹吴李反革命集团”。邹就是邹万春，他是老共产党员，吴维国也是党员，还有李华兴。我摘帽和他们被打成反革命集团是同一天，叫做宽严大会。一个宽，一个严，搞成全校性的一个大会。当场宣布“邹吴李反革命集团”受批判的同时，我和柏明的右派帽子就摘掉了。戴了十几年右派帽子，摘掉帽子还是右派，叫“摘帽右派”。到1978年“文革”结束，一风吹，才算是彻底把帽子摘掉。
1958年到1978年二十年，我一直不能当老师，不过，“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我一直搞图书资料工作，和书本打交道，多了一点知识积累，未来倒也有了用处。我当初的想法是，劳动多了也是好事，增强了体质，有机会可以多做点事情。这样一想，也就心平气和了。我是这么想，也是这么做的。我下乡劳动的时候，挑担要挑两三百斤。最重的一次担，我是跟姜义华一起挑的。我们劳动的生产队在罗泾，伙房要我们去罗店买两百五十斤煤。两只新箩筐重二十斤，扁担吃不消，要用粗的门栓挑，门栓有三十斤，合起来正好三百斤。用船运，但河水浅，开不到我们生产队，还有两三里路，我们两人一人挑一段路。我比较注重技巧，挑在肩膀上，经常换换肩。姜义华力气大，但是没窍门，吃力又难看。我当时每顿要吃一斤半粮食，工宣队连长特别关照伙房，给我打饭打菜时多打一点。也有些好心的女同学私下常送我一些粮票。
您和您的同学是新中国最早培养出的研究生，后来也都成为各自专业领域内的骨干，不知道您当年的同学、同事，现在还有哪几位健在？
吴浩坤：我同班的庄锡昌、黄瑞章、王文楚、裘锡圭、邱其彬、徐佩珍、朱新素等都还健在，上下班级如徐连达、朱永嘉、陈匡时、李春元、胡菊新等也都健在。贺卓君走了。我老伴潘悠是我同班同学，如今也不在了。朱维铮、金重远、杨立强、沈渭滨都去世了。生肺癌的好像特别多，杨立强是肺癌，周源和是肺癌，贺卓君也是肺癌。她不抽烟，又在澳大利亚，这让我感到莫名其妙。
我们那个时候，看书是成问题的。知识分子都是老老实实，没有谁讲究过报酬，几十年不加工资。我倒霉变成右派不说，不是右派的，工作了好多年，工资一直是六十元——我们戏称“六〇炮一打几十年”。不过，与现在相比，那个时候的确不那么急功近利。我们的老师书读得都很多，有的文章多著作也多，但也有两样都不多的。像陈守实先生，文章没有多少，二三十篇最多了，著作一本也没有，却是相当有名气的教授。他的一篇文章被清华国学院包括王国维在内的教授看到了，都说不错，有见地，名气一下子响了。田汝康先生也和我们说过，荷兰有一个专家搞航海研究，写帆船史，反复调查研究，十七年才写出一篇文章来。
“文革”后您参与创办了复旦文博系并担任系主任，能谈谈经过吗？
吴浩坤：复旦要筹建文博专业、文博学院，最早是1981年，国家文物局、上海博物馆有关领导和当时的复旦历史系主任余子道商谈的，后来确定在1984年初先招收第一届文博干部专修班。1983年10月，汪瑞祥、庄锡昌这些系里的领导找到我，让我和张鸣环、袁樾方、王庆余一起成立文博教研室，由我担任室主任。张、袁两位都是北大考古专业毕业生，当时在历史地理研究所工作。到了1989年，已有五届干部专修班的学生毕业和一届四年制的本科生毕业，国家文物局和复旦商定成立文博学院，得到了教委批准；学院下设历史系、文博系、历史地理研究所三个单位。院长由副校长庄锡昌兼任，副院长由汤纲担任，我由主管行政和人事的副校长宗有恒任命担任文博系系主任。当时文博系的教师已经由最初的四人增加到将近二十人，其中包括从物理系、化学系调来的五位教师，专门从事文物保护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另外，还从国家文物局、上博、南博等单位聘请了十多名专家担任兼职教授。当时在中科院历史研究所的胡厚宣先生、上海图书馆的顾廷龙先生也是我们的兼职教授。我们还从美国请来了考古专家伦杰尔、日本的博物馆专家鹤田总一郎，他们常来做学术报告或讲课。
文博学院正式成立的那一年，上海文管会办公室主任金阶平先生曾经陪我一一拜访上海知名的书画家征求作品，共征求到了七十余幅，这些作品现在都摆在复旦大学博物馆的一个展室里面，成为一笔宝贵的财富。另外有一个展室，专门陈列由上海博物馆无偿调拨给学院的一整套中国古代钱币；还有一个展室陈列由复旦生命科学院借调来的三百多件台湾高山族文物。这些文物连台湾都很少见了，大陆只有复旦和厦门大学人类学系有收藏。还有一个展室展出的是复旦旧藏青铜、陶瓷等古器物，其中有三百多片甲骨，最初是束世澂先生的藏品。束先生解放前在暨南大学任教，把这批甲骨卖给了暨大，1950年暨大停办，文科教授包括周予同先生和在暨大兼职的谭其骧、胡厚宣先生都调到了复旦，甲骨也被暨大转给了复旦。这些甲骨成为复旦珍贵的藏品。
从1989年开始，我做了八年系主任，1991年又兼任副院长。这个时间段，开会忙，和教委、国家文物局和各地博物馆打交道也忙。我前前后后招了十几个硕士研究生和八个博士研究生，另外还要上文博专修班的课、给历史系和文博系的本科生上课。写书写文章只能放在晚上，常常要到一两点钟，早上七点又必须起来上课。到1998年退休，二十年时间，论文发表了二十多篇，专著出版了十多种，像《古史探索与古籍研究》《中国甲骨学史》《战国会要》等。现在想想，这一点抓紧“文革”之后的时光得出的成绩，多亏了当年各位老师的指点。■
录入编辑：张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