袖珍书品
康有为在《万木草堂口说》中曾谓：“国朝考据，亭林（顾炎武）开其先，梨洲（黄宗羲）以心学而为考据，结王学之终，二公皆开本朝汉学焉”，“黄、顾为宋、汉学枢纽，黄为宋学之终，顾为汉学之始”（中华书局1988版74页），又谓：“梨洲结明学之终，开国朝学之始，学问精博过于顾”（同书282页），“黄梨洲，吕东莱之比也，顾亭林，陈止斋之比也”（同书284页），吕东莱即吕祖谦，陈止斋即陈傅良，吕学术史地位当然高于陈，康有为自己也曾屡次称“朱、陆、吕、张四大儒”，“南宋之学，朱、张、吕、陆四大家”，而不及于陈止斋。此外，康氏对顾炎武还有若干隐隐的贬低：“顾亭林所养颇浅，谓孔子不言心学，盖亦有激之言”，“顾亭林于九经三史略能上口”，“亭林明亡始读书”等（同书284页）。康氏在《长兴学记》中还曾隐隐地批评过顾炎武，因为孔子曾说“学之不讲，是吾忧也”，而顾炎武鉴于“晚明讲学之弊，乃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当讲学’，于是后进沿流以讲学为大戒”，而滋生悖谬（中华书局1988版5页）。
相对于本师这样的看法，梁启超持见就明显略有不同。一方面，梁启超也认为黄宗羲是“于学无所不窥”，“陆王之理学为体，而史学为用也”（《饮冰室文集》第七册，台湾中华书局版，文集之四十一，73页），“极力排斥君主专制政体，提倡民权”（同书同集32页），“开拓万古，推倒一时”（《饮冰室文集》之七，82页），但另一方面对顾炎武的评价明显更高：“昆山亭林，岳然三百年来第一大师，其制行刚介拔俗，其才气横溢而敛之于范，其学博极群书而驭之在我”，“标‘经学即理学’与‘经世致用’之两大徽帜，号召学者以从事于新学派之建设”，“清代诸科之学，殆无一不宗祢亭林者”（同书同集61页，按，钱穆曾考证出“ 经学即理学” 一语非顾炎武首创），“（顾炎武）为清学开山第一大师，各门学问，都由他提倡出来”（同书同集32页），“《日知录》为有清一代学术所从出”（《饮冰室文集》之七，81页），梁氏在别处又曾说：“（顾）炎武大倡‘舍经学无理学’之说，教学者脱宋明儒羁勒，直接反求之于古经”，“黄宗羲以史学为根据，而推之于当世之务，顾炎武所学，本亦具此精神，而黄规模之大不逮顾，故专向此一方面发展”（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下册，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232页），“清学祖顾炎武”（同书242页）。
康有为曾经给出过一个排序，说的是“本朝四大儒：李二曲，顾亭林，孙夏峰，黄梨洲”，梁启超则一面称顾亭林为“三百年来第一大师”，清学“一代开派宗师”，一面将黄宗羲与李二曲、孙夏峰并列称之为“海内三大师”。梁氏大致认为“大抵清代经学之祖推炎武，其史学之祖当推宗羲”，黄宗羲主要之意义在梁氏看来在史不在经（有论者认同梁氏观点，如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即云：“其影响于清初经学者，顾为最，黄次之”）。然而梁氏持见亦平正，自未有完全抹杀黄宗羲经学造诣，并且梁氏在黃宗羲学派归属问题上一度有过游移，但最终仍归向王学（参阅夏晓虹先生相关分析），也尚算能谨守师说，即所谓归于秉持“梨洲结王学之终”见解。同时梁氏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曾明确提到顾也自有些问题，并未讳言：“亭林曰：‘今日只当著书，不必讲学，’又曰：‘经学即理学’，而后儒变本加厉，而因以诋理学而仇讲学者，非亭林所及料也，然亭林不能不微分其过也”（《饮冰室文集》之七，8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