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尼拉广东人仅数千，基本上全认识，办了爱国和中山两所学校。中山是孙中山去世后建的，爱国1912年便成立，所标榜爱的国家不是菲律宾，也不是当时的宗主国美国，而是中华民国。我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在爱国上幼稚园，老师教过我所有的姑姑叔叔。我堂姐有一天缺课，老师次日问她为什么，她振振有辞地说：“我三姑姐生日嘛！”仿佛我们三姑姐是伟人，生日凡人皆知。全校师生每早聚集在操场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以及菲律宾国旗，唱完“三民主义，吾党所宗”后，再照规矩把右手放在左胸上唱菲律宾国歌，小孩子对所忠的究竟是何党、爱的是哪国，很迷糊。
爱国学校校长刘芝田是个有抱负的人，之江大学毕业，父亲在菲律宾当轮船机械师，却把儿子送到杭州读大学。他教过我父母，对人一团和气；除办教育外，常在华文报纸发表社论，并收集史料写了一本洋洋洒洒八百七十五页的《中菲关系史》，台北正中书局1964年出版。我翌年在就读的中学当学生自治会会长，被“菲华反共抗俄总会”评选为华人优秀青年之一，奖品包括这本书，保存至今。数年前父母亲相继去世后，我发现他们遗物中也有一本。因为觉得孔飞力 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华人：现代的人口迁徙》（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 对菲律宾着墨不多，我便把父母那一本送给他。孔飞力回信说他撰写时也知道疏忽了菲律宾，可惜手头上的材料太少。我相信他对菲律宾着墨不多，也因菲律宾虽然与中国比邻，但华人却不多，充其量只是人口百分之二。
《中菲关系史》是一部菲律宾华人辛酸史：西班牙统治三百年间对华人加以各种限制和苛税，并屡次屠杀。后来设立了“甲必丹”制度，委派一位众望所归的华人负责华人事务，相处才较融洽。美国殖民政府对华人虽然算好，但限制华人入境。二战后菲律宾独立后民族意识高涨，百般刁难华人，不准置房地产，不准从事零售和米黍业，不准从事工程师等专业；刘芝田校长归罪于本地人妒忌华人的经济实力，也怪华人专心赚钱，不留心自己形象，与当地人沟通不力。
说实话，早年华人是怀着淘金的心情到菲律宾去的，赚够钱便回乡大动土木耀祖荣宗，对当地社会没有归属感。华人普遍抗拒入天主教，言语又不通，与当局有纠纷便易闹大。此外西班牙人在菲律宾通常只有数千，每当华人人口过万就感到威胁，借故驱逐屠杀。华人之所以仍源源不绝地来，是因菲律宾实在太有吸引力了：当时人口少，茂密的森林盛产硬木及各种蔬果，河里海里充满肥腴的鱼虾蟹蚌；何况每年有大帆船自墨西哥载银元来，采购丝绸瓷器等中国货回欧洲，华人很容易谋生；大帆船贸易没落后，马尼拉等四个海港开放为国际商埠，华人牟利的机会更多了。美国统治期间菲律宾商品销美可免关税，经济兴隆，无怪乎闽粤人趋之若鹜。
2010年Brill出版社出版的《马尼拉的华人和菲华混血儿》（Chinese and Chinese Mestizos of Manila: Family, Identity, and Culture, 1860s-1930s) 是一位朱姓华裔学者写的，把焦点放在十九世纪下半叶及二十世纪初。他指西班牙政府虽排华，但鼓励华人入天主教并和当地人通婚，对同化了的华人另眼看待，后期更允许华人入西班牙籍，故族裔间流动性很高。许多华人不携发妻到菲律宾经商，而和当地妇人另组家庭生育子女；这些高达菲律宾人口百分之六的菲华混血儿，有时自视为菲律宾人，有时自视为华人，有时则自视为西班牙人。然而后来美国殖民政府视人种是固定的，非此必彼，政策对异族通婚不利；同时本来视海外华人为自甘化外“刁民”的中国政府，因反清人士争取海外华人支持，1909年也通过《大清国籍条例》拉拢这些“臣民”，菲律宾族裔间的差异才尖锐化，菲华混血儿纷纷自我定位为菲律宾人。
我成长时，华人对政府排华策施有各种对策：认别人做父亲丈夫，娶本地女人当“人头”，花钱贿赂更是常事。政府愈排华，华人就愈没有归属感，只恨有乡归不得。这情形到1975年马尼拉和北京建交前夕才改观，政府怕若依旧排斥华人，境内便有个忠于北京的族群，赶紧把入籍手续简化，鼓励华人在当地安居乐业。我仍在菲律宾的亲友便以它为家，甥侄中有不少与本地人真诚相爱通婚的，他们生的漂亮混血儿也不再受华人歧视。
我成长的环境是个文化大杂烩，是世界大潮流中一个极细的小漩涡。但对小孩来说，除温饱外，最需要的就是有个稳定的环境，让自己感到在这世界里有一席之地。说来难以置信，我儿时竟以为我的小世界是唯一合理，而且是一成不变的世界。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