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声·回音
读今天(2016年5月8日)《上海书评》郑诗亮与钟焓两位先生的问答,高兴不已。钟先生是一位优秀的民族史与内亚史专家,而且有很好的语言学和文献学修养。他说的话,很多是我久想说而无力表达的。如西藏的格萨尔史诗,主人公之名源于恺撒,铁证如山,早成定论,而国内学者怕有不良影响不敢说,其实是不必要的。借用一个外国名字,今天也极常见,毫不足奇。他说一位好友请他写一篇关于伯希和之文,此人即唐均,在成都西南交大外国语学院任教,业余研究西夏契丹女真文。关于契丹语文研究,就认字和释读而言,国内学者早已超过国外,但国外学者关注契丹语本身的性质和系属,这对我们有启发,可以借鉴。
刘凤翥先生的大文《寻找契丹后裔》首次指出云南的契丹小字是伪造的,极好。至于今天的达斡尔族是否与契丹有特殊渊源关系,其实是个老问题,上世纪五十年代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就有争论,国外学者也有不同认识,并未解决,尚待进一步研究。如果要论证这一点,一要找出契丹语与达斡尔语的共同之处;二要进行古DNA比对,按国际惯例,还要两个实验室各自独立做,看能否得出相同或近似结论。云南生活着十来万“本人”,他们的语言和民俗等与属蒙古语族的蒙古族以至达斡尔族有相似之处。根据族谱和相关记载,可能与契丹遗民有关,这大致不是乱说。刘浦江先生于1998年在台湾《大陆杂志》96卷6期发表的论文亦持此说。至于那里的契丹文,则是近年的伪造。
刘先生文中所说1996年的分子考古学研究,我一开始以为并无正式报告和论文,倒是记得1995年有论文指出,根据红细胞血型分布,所谓云南本人的遗传距离与南方民族接近,而与北方民族甚远——这也不排除北人南迁后与南方人群融合的可能。后来一检索文献,发现已经有了一些成果。杨焕民教授于1999年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学报》该年第3期上有论文。2006年,吉林大学通过张小雷的硕士论文和许月的博士论文,专门研究辽代契丹人群和达斡尔人的遗传关系。同年,该校周慧教授在《吉林大学学报(理学版)》2006年第6期发表论文称,根据古DNA测定,契丹与外蒙古居民的遗传关系最近,与达斡尔的遗传关系也较近,但在突变位点和突变率上存在较大差异,两者不一定有直接继承关系。但是他们好像没有做Y染色体测定。第二代全基因组测定,2006年还不可能做。外文文献我也尽可能查了一下,看到吉林大学的工作也已发表英文论文,载于中外合作出版的刊物《中国高校化学研究》2006年21卷2期,题为《契丹贵族墓葬人类遗存的遗传结构分析》,内容与中文大致相同。署名的是该校长期从事分子考古学研究的几位老师及博士生。
有关这一问题最近的文章,是蒙古族学者恩和巴图写的,认为从DNA研究看,达斡尔族不是契丹后裔,载唐均主编《华西语文学刊》2013年第1期《契丹文专号》。
刘先生提到的工作,还有一项成果,即吴东颖1999年在协和医科大学通过的博士论文《契丹古尸分子考古学研究》。该论文有一个简单提要,载于《云南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1卷遗传学专辑,1999年。刘凤翥和陈智超先生等均署名。这一问题也待继续研究。国外学者大约没有直接论述,但相关研究应该有,当再查一下。
我对这些问题,既无能力也无精力参加深入讨论,拉杂书此,只是简单讲一下我的想法而已。
录入编辑:王建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