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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志田谈学问与社会(1)

2016-05-15 10:14:15      参与评论()人

教育的宗旨,到底是要造就人才,还是要培养合格的人,从晚清起就一直在讨论。按中国传统,读书人有化民成俗的责任,学问与社会本是一种关联互动而相辅相成的关系。现代大学是一种引进的外来体制,伴生的是大学对社会的责任观念。在一个分工的社会里,若大学完成了其所谓的本职工作,应当就算承担了它的社会责任。但什么是大学的本职工作,又是一个迄今没有获得共识的问题。大学如何做到既与社会保持一定距离,又不独立于社会,这其中的分寸感如何把握?四川大学历史系教授罗志田先生最近在社科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道大无外:校园与社会》一书,对这一系列问题有自己的思考。

您不止一次提到过鸟多树林才会有趣,为什么现在大学的包容性越来越差了?社会的容忍度也越来越低?

罗志田: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的基本想法是,任何群体性的机构或领域,多元永远比一元好。从“五四”以来,中国读书人一直想要打破的,就是学术和思想的一家独尊状态。在当时人看来,自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便形成了一家独尊的倾向。其实孔子最著名的主张就是“有教无类”,其门下甚杂,已为同时代人所注意。子贡认为这是孔子“修道以俟天下”,故“来者不止”。后来《说苑》更借《诗经》中的生物学思路论证说,先要柳树繁茂,然后蝉鸣汇聚;有渊深的潭水,才有芦苇的丛集。所以,“大者之旁,无所不容”。后人所说的“有容乃大”,或者就是从这来的。

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时,就明确提倡要兼容并包。虽然不一定做到了,至少从生物学视角看,体现出一种健康的倾向。中国传统主张“道并行而不悖,万物并育而不相害”(《中庸》),就是从观察生物界延伸到人类社会的学问。我常看“动物世界”一类的电视节目,里面宣扬的生物进化论,就是对异己(the other)遵循一种尽可能“共处”的取向,最利于生存。如果树林里只有一种鸟,不仅没有趣味,还可能影响树林的整体生态。一种鸟独占树林的结果,最后可能是那种鸟本身的灭亡,而树林也随之俱亡。所以,各种声音都有的树林,不仅更有趣,也更适于生存和发展。

要说大学和社会的相互关系,确实如您所说,是越来越不好了。理论上大学不存在包容社会的问题,可能更多是社会对大学的期待没有得到满足,于是产生出相当多的不满。这是现代教育的一个普遍问题,以前中国的读书教书,基本是民间的个人或家庭行为,政府主要负责以科举考试的方式来“验收”。从晚清引入新教育,这格局就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但一些基本原则,到现在也没能釐清。如教育的宗旨,到底是要造就人才,还是要培养合格的人,就是从晚清起就在讨论的问题。由于定位不清,结果可能是两方面都不成功。

民国前期的人对外国思想了解更多后,越来越认识到新教育的一个趋势是资本主义化。山东一位长期从事教育的读书人王鸿一就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扩充教育是为了发展实业,知识也逐渐商品化。随着新学校体系中老师越来越把教书当成职业,学生自然也把求学视为获得资格以求职业的手段。老师教书成了“劳动”,要按劳计酬,学生则是出钱买资格。结果是“教以利,学以利”。获利成为影响教育的一个核心观念,于是“高尚之精神事业”就“变为交易市场”了。或用蔡元培的话说,“使学术之授受,同于商贾之买卖”。这就严重腐蚀了师生关系,而学生背后是实际出钱的家长,他们也就是那对学校有各种期待的“社会”之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