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位置:文化 > 文化新闻 > 正文

“不如研究维特根斯坦”(1)

2016-05-20 07:01:56      参与评论()人

商务印书馆1984年初版的马尔康姆的《回忆维特根斯坦》(李步楼、贺绍甲译)处在大学时代给我印象最深的哲学书之列。当时,我在长春的重庆路书店买到这本藏青色封面并有如剪影一般的主人公头像的小册子,难忘其中这个情节:“在情绪很好时,他(指维氏)会以轻松的态度说说笑话。笑话的形式是用故作严肃的声调和神情发表一通有意编造的荒谬或夸张的议论。有一次散步时,他将我们走过的每棵树‘赠给’我,条件是我不能砍掉它,也不能对它采取任何行动或者不让以前的所有者对它采取任何行动:在这些条件下,那么这棵树就是我的了。”

回想起来,对维特根斯坦有这样的“兴趣”,原因之一,是我就读的吉林大学自然辩证法专业的创立者舒炜光先生就有一部由三联书店刊行的《维特根斯坦哲学述评》。我入学时大概已经买不到这部书了,竟也不记得有没有从图书馆借阅过这本书了,或者是借了而没有借到;就像我多次从图书馆借阅郭英翻译的《逻辑哲学论》而未果,因为我至今还记得后一本书当年被收入汉译名著出版时那种“奔走相告”的心情。如果我没有记错,当年最为流行的现代西方哲学教材中的科学哲学部分就是由舒先生执笔撰写。不过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他和邱仁宗先生合作主编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述评》,除了查汝强先生翻译的查尔默斯的《科学究竟是什么》,舒、邱两位的这本书和江天骥先生的《当代西方科学哲学》,邱仁宗先生自撰的《科学方法论和科学动力学》以及本师夏基松先生和沈斐凤教授合作的《西方科学哲学》几乎是那个年代了解科学哲学的全部参考读物。

说来也有些凑巧,虽然我后来因为人文精神再度“昂扬”而中途退出了自然辩证法专业,但多年后我却还是投在以研究科学主义著称的夏先生门下攻读博士学位。有道是“曾经沧海难为水”,我并没有捡起自己的“老本行”做科学哲学,而是选了个只能说是与老先生方向“沾边”的题目:牛津学派哲学家斯特劳森的描述的形而上学。在当年寻找资料的过程中,我惊讶地发现斯特劳森的“康德书”《感觉的界限》居然国内图书馆基本无藏。记得在确定选题后,我曾经给那时还在吉大任教的李景林老师写过信,景林老师把我说的情况转告给了同系的其实也教过我的吴跃平老师。跃平老师是舒先生最早的研究生,承他热情地写信告诉我,吉大哲学系资料室居然有斯特劳森这部书的复印件——现在澳门任职的周柏乔先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曾从伦敦到吉大短期任教,估计这批资料复印自他的藏书而留在系资料室。至今记得二十年前吴跃平老师给我信中的一句话:“研究日常语言哲学不如研究维特根斯坦,正如研究存在主义不如研究胡塞尔。”这是很能体现吉大哲学系“刨根究底”精神的警句。

虽然我一早就从自然辩证法中掉队了,也并没有研究维特根斯坦,但吴跃平老师仍把我当作吉大“自辩”专业一员,2009年他还把自己主编的《舒炜光教授逝世二十周年纪念文集》寄赠给我。这本从封面到内容都朴实无华的书让我无比感动,书前那些黑白泛黄的旧照片则让我想起了自己在“高高的白桦林里”“流浪”的青春岁月。更让我感动并深思的,则是从舒路川先生对他父亲的回忆中看到的舒先生这样一则往事:“1985年春节,时任吉林省委书记登门慰问父亲,父亲与省委书记的交谈都集中在发展省内理论研究和进一步发挥省内知识分子作用。父亲送书记时,只送了一半;只送到了第一个胡同口,而没有将书记送上车(我家要经过两个胡同口,才能上车)。这在当时和现在,对绝大多数人来说,都是不可思议的。当父亲回房时,我抱怨父亲做得有些不妥当。父亲解释说:按中国的传统礼节,送客是只应该送到第一个胡同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