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代墓室壁画等墓葬考古材料作为一种辽代历史遗迹，既是辽代社会物质生活与文化生活的反映，同时又是由当时的观念、信仰、知识、教养等各种文化因素混合而成的辽代人的思想世界和精神世界的反映。
宝山二号墓《贵妇颂经图》局部，见《内蒙古辽代壁画》，文物出版社，2009年12月。
《散乐图》
《备茶图》
《彩绘星图》
《出行图》
（以上壁画都出自《宣化辽墓壁画》，文物出版社，2001年9月）
刘浦江先生生前带着他的学生重新校注的《辽史》，已经由中华书局正式出版了。为了表示对这一重要古籍整理工程最终圆满告竣付梓的庆贺，一并表达对具有开拓性的著名辽史专家刘浦江教授的钦敬之意和缅怀之情，我在这里不揣个人学识之简陋，简单介绍一下辽代墓葬壁画的材料发现情况及其研究价值，希望能合于浦江先生全面推动辽史研究的遗愿，对辽史研究层面的拓展有一点助益。
学术界众所周知的是，治辽史有两难：第一难在基本史籍资源的稀少和质量偏低；第二难在文献资料的难于索解及其所提供信息的相对单一。有鉴于此，有关辽代历史的研究，尤其是有关辽代社会生活与文化艺术的研究，就不得不尽可能多地结合考古发现成果了。所幸辽代墓葬考古材料的不断涌现，已经为我们积累了堪称丰富的新的史源。这不仅是辽史研究领域的一份欣幸，也是中国文化的一份欣幸。
辽墓的考古调查始于二十世纪初，特别是当时辽陵契丹文哀册的发现，引起了学术界对墓葬所能带来的新史料的广泛注意。三十年代初期，日本人对庆陵（圣宗永庆陵、兴宗永兴陵和道宗永福陵的合称）的挖掘，使我们对契丹人的墓葬有了最初的认识。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的辽代考古工作取得了飞速进展。到目前，考古工作者已相继发掘辽代墓葬四百余座。根据目前所掌握的纪年材料，这些墓葬多数出现在穆宗（951-968年）至景宗（969-982年）时期以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四百余座墓葬中，带有壁画的达八十余座，可见壁画墓在当时极为流行。这类壁画墓的分布范围，大体在辽上京、中京、南京和西京之间。
上京和中京一带为契丹王朝的腹地，其范围大约可以覆盖今天的内蒙与辽宁两个地区。其中，内蒙古地区的辽墓，以带长斜坡墓道的单室墓居多，主要有：哲里木盟库伦旗辽墓、奈曼旗青龙山镇辽陈国公主与驸马萧绍矩合葬墓、昭乌达敖汉旗北三家村辽墓以及敖汉旗丰山村皮匠沟、娘娘庙、下湾子、喇嘛沟等处辽墓等。这些辽墓的装饰主题，基本以反映契丹游牧民族生活习俗的车马出行、狩猎场面、契丹族侍从、鹰犬居多；当然也有部分受汉地影响的装饰主题，如花鸟屏风、星象图等。辽宁地区的辽代壁画墓主要有：朝阳姑营子耿知新墓（1026年）和耿延毅夫妇合葬墓（1020年）、北票莲花山辽耶律仁先族墓、朝阳县木头城子辽墓以及关山辽墓等。此区壁画墓除了表现带有鲜明契丹民族色彩的车马仪仗等主题之外，还呈现出更为浓重的汉化色彩，出现了夫妇宴饮、十二生肖、四神、仙鹤以及仿木结构斗栱等表现题材与装饰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