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号外
截至一月底，百老汇神剧《汉密尔顿》（Hamilton）打破了所有剧院票房纪录，几个月都一票难求。而我在大都会歌剧院的卧底开始每晚与我分享票房数据，那少得可怜的数字，连我这铁石心肠的冷眼旁观者看了也觉得触目惊心。
新版《卡夫和帕格》（Cav and Pag）一晚仅售出百分之三十二，另一晚百分之三十四，如此低的出票率几乎持续了整个演出时间。要知道这戏通常是旱涝保收的。同样惨淡的还有《波希米亚人》《唐帕斯夸莱》《爱之甘醇》和《采珠人》。
如果美国最伟大的歌剧院上演标准曲目，用全球顶尖的歌唱家，还保证不了三分之二的上座率，那肯定是出了什么大问题。一月并不是偶然的下滑。整个2015-2016演出季刚结束，大都会被迫承认票房只有百分之六十六。换句话说，演出每晚都有三分之一空座。
二十年前，大都会可维持九成满座。在那之前，大部分演出买不到票，也求不到票，全被忠诚而热情的套票订阅会员给占得满满。那么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对于目前的危机能做什么？
大都会的总经理彼得·盖伯想出了三条辩解理由，可惜都没太多说服力。盖伯说观众的死亡速度比他更新新观众的速度要快。这只是一半的事实，看歌剧的观众以银发族为主没错，但盖伯在票房下滑后被迫决定将平均票价提高到一百五十八块五美元，更是打消了年轻人看歌剧的热情。纽约客算术都不错，两个人去看歌剧买票平均要花三百多，再加上双人晚餐、幕间饮料、停车费、请人照看孩子或宠物的费用，一晚可能要花七百美元，那可是一周的薪水。
盖伯的第二条辩解是大都会太大，百分之六十六的上座率已经要比大部分欧洲歌剧院满座的人头数还多了。这条只有部分道理。部分道理？柏林有三座歌剧院，大部分欧洲大城市有两座歌剧院，加在一起观众肯定超过大都会。
盖伯的最后一条辩解是全球的歌剧院都在苦苦挣扎，寻找观众。又错了。维也纳和柏林去年上座率分别是百分之九十九和九十八。伦敦的科芬园皇家歌剧院甚至破了纪录。就连全英国郊县的大小歌剧节都告售罄。米兰斯卡拉歌剧院本演出季时间比任何时候都要长。慕尼黑今冬上演的新歌剧一个音符还没演就全线售罄。只有美国歌剧在走下坡路。为什么？只要看看大都会心烦意乱的总经理就知道了。
彼得·盖伯的父亲曾任《纽约时报》文化版主编，作为文二代，他壮年时代一直与梅索斯兄弟一起制作纪录片。2006年他跻身大都会董事会，当时大都会做出战略决策，要把歌剧名导的现场演出记录下来，拿到电影院播出。该计划首战失利，因为盖伯选的导演太过前卫。在罗伯特·勒帕热耗资一千六百万美元的指环系列和玛丽·齐默尔曼时空错置的《梦游女》之后，大都会曾经忠诚的老主顾纷纷转头离去。
不过歌剧上荧幕的点子，是盖伯的标志性成功。现在美国各地以及世界上各大城市，你都可以花一个披萨饼的价钱在电影院或剧场里看大都会的现场版高清歌剧。盖伯让大都会拥有了全球性的品牌知名度，颇受追捧。
负面效应是它消耗了自己的观众群。许多夫妇现在去电影院看歌剧了（尤其是通勤月票区的居民），他们可以在长岛的影剧院里，手拿爆米花，穿着牛仔裤和拖鞋，和邻居、朋友们一起看歌剧了。谁要去大都会正襟危坐活受罪。
要让他们重新隆重穿戴起来再回歌剧院可不容易。合理的解决方法该是盖伯在纽约叫停歌剧上荧幕的项目，但这肯定会与各大渠道产生经济纠纷，而那些已经看惯了大荧幕歌剧的观众也不可能不抱怨。
大都会歌剧院的麻烦不只是票房。四十五年来，她的音乐命运掌握在一人的手里。詹姆斯·列文生于辛辛那提，对歌手的需求了如指掌，对乐手有与生俱来的理解之同情。列文今年七十二岁，他令大都会成为世界首席女伶试验新角色的安全场地，令男高音趾高气扬地挥洒高音C。他是镇场磐石，其他人不过是华而不实的金粉点缀。
可惜列文金体欠佳。帕金森症让他坐进了电动轮椅，他在指挥的时候无法控制手臂，时常痉挛般地颤抖。乐评人开始评论这种现象，董事会开始警觉。二月盖伯被派去告诉列文，他该退休了。指挥让医生开了一纸保证书登在《纽约时报》上，说经过治疗病情已经好转。于是他得了缓刑。
两个月后，盖伯“提拔”他为荣休指挥——有名无实的荣誉头衔。乐手们被激怒了，“他本可以留到演出季结束”。乐手与列文开了一次会，列文直言担忧公司的前途。大都会的乐手们早已习惯了比一般歌剧院高出一截的乐池，他们望出去看到稀稀落落的观众，也开始担心饭碗。大都会后台的紧张情绪不难察觉。
盖伯想请费城的指挥雅尼克·涅杰-瑟贡（Yannick Nézet-Séguin）担任下任音乐总监，但雅尼克要到2020年才得空，于是当中还有四年的指挥空缺，这可不是信心不断衰竭的大都会目前需要的消息。
今年7月，盖伯必须提出一项平衡预算。他得从帽子里变出什么冷冻兔子才能堵掉这一季积累的亏损窟窿。一个消息灵通人士告诉我，盖伯得找到一亿美元，这在亿万富翁组成的董事会里恐怕也并不容易。如果盖伯办不到——呃，我们先不考虑那一步吧。大都会像许多失去了观众的剧院一样，已经走到了无法回头的节点。
（盛韵 译）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