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人的最大不幸，不仅仅是遭遇乱世，生命受到威胁，更多是在不知不觉之中，一步步放弃了抵抗。人皆有怕死的一面，真到了生不如死的地步，死也就没什么太可怕。
1938年1月最后几天，春节临近，对中国人来说，过去的一年十分糟糕。七七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八一三上海淞沪抗战，首都南京丢了。抗日抗日，口号喊得惊天动地，大家都没料到最后会这样。1月26日，沦陷在北平的周作人写了两首打油诗：
廿年惭愧一狐裘，贩卖东西店渐收。
早起喝茶看报了，出门赶去吃猪头。
红日当窗近午时，肚中虚实自家知。
人生一饱原难事，况有茵陈酒满卮。
自从进了民国，旧体诗中最有趣的便是打油诗，虽然还罩着古旧长衫，离高贵已经有段距离。譬如胡适先生写给周作人的《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若没有抗日这样的大背景，没有国难临头，打打油还真是挺好玩。然而中华民族已到最危急时刻，再继续打油就有问题。周作人这两首打油诗，显得很不正经，喝喝茶，看看报，吃点猪头肉，放下闲书倚窗坐，一尊甜酒不须辞，完全是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样子。查当时记录，周作人这段日子最主要的工作就是翻译《希腊神话考证》。
1月30日是旧历除夕，周作人在日记中恶狠狠地写了这么一句：
今晚爆竹声甚多，确信中国民族之堕落，可谓无心肝也。
不妨想想当时情形，文化人不讲起理来，让人哭笑不得。凭什么你老人家打油喝茶看报吃猪头肉，却不让老百姓过年放爆竹？毫无疑问，国家到这一步，大家心头不好过，谁会真甘心亡国灭种呢？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事实上此时此刻，很多文化人也没闲着，留美出身的胡适选择出任美国大使，在异国他乡四处演讲，直接影响了美国人的对日态度。梁漱溟先生专程去延安，与窑洞里的毛泽东彻夜长谈，前后共谈了八次，最长的一次通宵达旦。梁希望毛以国家为重，走改良主义道路，毛自然不可能接受，他希望梁读一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梁漱溟是学哲学出身，不得不承认自己不太能读懂。三十年后文化大革命，《反杜林论》一度非常流行，我祖父、我父亲都恭恭敬敬地抄过，我母亲文化程度不高，竟然也抄写过这本书。
苦雨斋常客沈尹默、徐祖正、周作人、沈兼士、刘半农、沈仕远、钱玄同、俞平伯、马裕藻等人合影
周作人夫妇抗战时期访问日本抵达东京时情形
1938年1月29日，也就是民俗小年夜，毛泽东致电邓发，请他转给远在苏联莫斯科的王稼祥，说红军大学缺战略教本，让王搜集一些这方面书籍，赶快找人翻印。王稼祥是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留俄出身，属于“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1949年以后的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都说留日学生比较容易激动，以比周作人小七岁的郭沫若为例，他们情况类似，都是留日，都娶了日本女人，都生了孩子。结果呢，郭沫若抛妻弃子，毅然回国参加轰轰烈烈的抗战，而留在北平的周作人，只是在日记中发牢骚，骂别人没心肝。当时毅然抛妻别子离家出走的，还有留学英国的老舍先生，这位老北平去了武汉，投身到文化人集体抗日的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