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最大的成功在于，出色地描绘了常州历史上空前大概也是绝后的文化昌盛时期，大批的常州才子在日益困难的大环境下，既勉力谋生，同时也积极寻求挽救国家的良方。当代常州人大概已经很难想象这些在文章中骄傲地用“吾乡”、“吾常”字眼的望族子弟在全国曾经有多么大的影响。
《经学、政治和宗族: 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 [美]艾尔曼著 赵刚译 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年3月第一版 266页，21.00元
毗陵庄氏是明清时期常州地区知名的文化家族，在全国也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多数江南大家出自（至少是自称）本地或北来士族高门不同，毗陵庄氏本是普通百姓，从安徽流寓金坛，随后入常州经商。经过数百年发展，毗陵庄氏通过巧妙的通婚和持续不懈的努力，完成向上的阶层流动，成功跻身江南顶级书香世家。毗陵庄氏明清时期共中举七十九人，中进士三十五人，在全国范围内罕有其匹，更有兄弟鼎甲、兄弟会魁、兄弟三进士、兄弟二进士、三代八进士、七世十九进士、同榜三进士等诸多盛事。甚至直到当代，毗陵庄氏仍然家风不坠，如庄逢甘、庄逢辰、庄逢源三兄弟并为院士。
因为毗陵庄氏的传奇经历，他们成为美国学者艾尔曼著作Classicism, Politics and Kinship：The Ch'ang-chou School of New Text Confucian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的主角，中译本《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收入“海外中国研究丛书”系列。
该书主要讨论毗陵庄氏和西营刘氏这两大宗族和今文经学在清朝中后期的发展演变及其对政治的影响。艾尔曼详细挖掘了常州学派今文经学传统和毗陵庄氏家学的关系，阐述了以重微言大义、重经世之学的常州学派如何在常州生成，又是如何在庄存与被和珅打压后以庄氏家族为枢纽传递，并最终形成有别于苏州、扬州等地流行的汉学的常州学派。
此书对城市宗族在明清时期所扮演的重要角色的讨论，尤为值得赞赏。晚清江南知名宗族多出自各商业城镇，常州也不例外。毗陵庄氏和西营刘氏更是以城市为核心与根基的宗族的典型代表。城市宗族迥异于乡下的乡绅家族，要想理解清朝晚期江南社会，对这两者的考察尤为重要——在之前的著作中，这一点往往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对庄起元思想中天主教的影响的探讨更是精彩，发挥了海外汉学家对西方传统高度敏感的优势。
可惜的是，本书虽然以常州宗族为考察的中心，但并未深入考察宗族与常州地理人文环境的互动，对宗族影响的描述、解释多局限于以下方面：族学对教育的影响、族产对专心科举或学问而不事生产的族人的支持、宗族之间的世代联姻等，并且存在不小的瑕疵。这或许和海外汉学界普遍存在的汉语阅读能力的欠缺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作者指出，庄氏先祖于女真入侵时从北方来到江南，事实上，庄氏家族祖先并非在两宋之交南迁——宋哲宗元祐七年，庄氏先祖邦一公即由镇江徙居金坛，则其自凤阳南迁必早于此。
毗陵庄氏的传奇经历始自其迁入常州的始祖，在庄氏族谱中称为“秀九公”的庄秀九，庄秀九本是在金坛经商的商人，在他之前庄氏家族再平常不过，迁至常州后庄秀九入赘本地望族蒋氏。书中对庄秀九迁居常州入赘蒋氏是这样描述的：“一个社会地位较高的男子可以迁到另一地域，娶一未有男性财产继承人的家庭的妇女为妻，建立家族新的支系。”虽说庄氏在金坛发展期间可能有过较为辉煌的时期（原书称金坛庄氏第五世“庄以世”入翰林，毗陵庄氏族谱中难觅此人，且金坛庄氏第五世名为“义一”、“义二”之类，不似会有名“以世”者，倒是宋朝时庄氏远祖庄必强曾知常州），但是庄秀九本人入赘毗陵蒋氏时乃是一介商人，被岳父相中而与蒋氏成亲，社会地位实在谈不上高。艾尔曼拔高庄氏出身，可能是认为庄氏作为地方望族理应出身高贵，殊不知毗陵庄氏的经历之所以传奇，就在于他们能在明朝时脱颖而出，由平头百姓变为世代望族。毗陵庄氏的早期历史对研究明朝宗族有着重要意义，书中对此着墨不多，颇为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