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文滨（1811-1893），字渭卿，号南阳布衣，湖北黄梅人，是晚清的一位不第秀才，后以增贡终老。如同当时大部分士子一样，邓文滨也是半生蹉跎于科考途中。道光十三年，邓文滨与伯父邓士芹暨同邑世家子帅远燡（文毅）同补博士弟子员。后十八年乡试屡试不第，咸丰辛亥科（1851）始被批中，恰遇当年“九月初三日正考官卒于闱，副考官始遗之”。己未科（1859）参与北闱顺天乡试时，题名时再次以额满见遗。此时邓文滨年近五旬，已是半百之身。
对于这段半生的科举经历，同邑进士帅培寅（畏斋）在《南阳布衣邓渭卿公传》中总结道：“公讳文滨，字渭清，蕲黄之名宿也。幼颖慧，读书有神勇，于古今载籍，一经寓目，皆能甄差派系，探索本源。为文万言立就。年二十与家伯文毅公同补博士弟子员。以优行，后晋增广生。累应乡试，为南北主司所激赏，而辛亥、己未两科文艺尤为士林传诵。及下第时，人皆为扼腕。公转欣然，谓：‘科名为利禄阶梯，余之志趣本不在是。今而后可以谢亲族矣！’遂弃去，专究心经世之学。”同邑举人洪联芳亦在《醒睡录》序中云：“先生为邑知名士，天才宿构，困诸生累年，值粤贼跳梁，郁郁适燕赵，战北闱，不捷。遂绝意进取，留心著作，以维风教而翼纲常。”在这段“郁郁适燕赵”的人生经历中，邓文滨曾短期担任过詹事府主簿这样的小官，但不久亦挂冠而去。这又与他的性格刚直有关。
邓文滨之所以由汲汲于仕途，一转为伤时骂世、愤世嫉俗，这与他所处的时代是密不可分的。邓文滨所成长的道光、咸丰年间，已是中国急剧走下坡路的时代。邓文滨的悲剧命运，表面是运气不好所致，更深层的原因是时代所致。回到黄梅后，邓文滨除了构筑万家堡，还开始了“维风教而翼纲常”的教化活动，并写下了他一生最重要的著作《醒睡录》。
《醒睡录》作为一部晚清的笔记体实录，具有极重要的史料价值，并在一定的历史时期产生过影响。这种影响还将继续扩大，它的价值正渐渐为人所知。其史料保存之功，不胜枚举。
在《醒睡录》里可以找到大量村镇的名字，尤其是作者所在的黄梅的各村镇。邓文滨将目光投向了底层百姓，写出了他们在时代巨变中的困顿与苦痛。这在古代文人笔记中是极其罕见的。这是《醒睡录》作为一部文人笔记最闪光的地方，也与作者的底层乡绅身份相契合，因为他具备了与底层百姓接触的生活基础。
《醒睡录》对研究晚清历史尤其是太平天国史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如《哭不以济事》：“咸丰三年冬，粤逆由扬州两淮至大河南北，扰山东山西界，回窜天津卫，有窃窥宸垣意，炮声如雷，京师震动，都中大员家眷，及官绅商民，无不各鸟兽散。正阳门外，大市若荒郊，无人迹。时上初服，英武明断，召王公四辅六部九卿等会议，皆涕泣丧胆，眼眶肿若胡桃。上曰：‘哭不足以济事，要备长策。’”结合太平天国史实，当为咸丰三年林凤祥、李开芳率军北伐一事。薛福成《庸庵笔记》中《讷相临洺关之败》也载：“仓皇失措，车驰卒奔，万余人溃散略尽。”从这些史料中，我们可以见出北伐之初的强劲锋芒。如果太平天国支持北伐，林凤祥等或不至于早早战死。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是固守南京，还是挥师北伐，这一关键的决策，领导层内部没有达成一致，最终龟缩于南京，其日后的失败命运由此似可见一斑。
再如《卖脱父亲能抵课》：“吾乡自粤逆猖獗，贫民多挟贼凌富，而佃风大坏，舞弊名色多……是区区者能有几何？……此种佃风，除山业外，阖邑皆然，而西北乡尤甚。西北之中，而金陵、元角、什村、茶儿等镇尤甚。”另一则笔记显示太平军驻扎黄梅时，百姓皆抗交租税，此一作风甚至延续至光绪初年。这种现象与太平天国颁布《天朝田亩制度》或有极大关系。《天朝田亩制度》提出“耕者有其田”，试图建立一个“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绝对平均主义的理想社会。从《醒睡录》反映的民间种种现象来看，太平天国提出的平分土地虽然并未实行，但自《天朝田亩制度》颁布以后，一些农民却夺得了部分土地，并敢于少交或不再向地主交粮纳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