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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迎胜谈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1)

2016-06-26 12:25:10      参与评论()人

韩儒林教授(前排坐者)八十大寿时与学生合影。左起:高荣盛、丁国范、胡多佳、邱树森、刘迎胜、陈得芝、姚大力。本文所有图片均由南大元史研究室提供。

长期以来,人们对元朝的印象是存在一定偏见的。但随着研究的加深,这一偏见正在逐步发生变化。回顾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南大元史研究室可谓是重镇。1956年,在韩儒林先生的主持下,南大元史研究室成立,至今已经六十年了,培养了不少学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刘迎胜教授,1947年出生,硕士期间跟随韩先生学习,读博士期间韩先生去世后,转入中国社科院学习,成长为一名元史学者,1990年起任南大元史研究室主任。借此六十周年之际,我们邀请他谈谈南大元史研究室与建国以来的元史研究。

1952年院系调整后,韩儒林先生一直担任南大历史系主任,1956年开始招收研究生,并建立了元史研究室。当时建立该研究室,南大有何优势,后续发展如何?

刘迎胜:1956年成立元史研究室,这里有个小插曲。我们的老师辈都告诉我们说,是高教部批准的,但我们在学校档案里只查到南京大学关于设立元史研究室的批文。韩儒林先生原来是中央大学边政系的系主任,专业方向就是元史。建国后,元史被确定为南京大学文科研究的重点。当时,恰好国家实行副博士研究生制度,韩先生为导师,培养了丁国范、陈得芝、施一揆等学生,后来又培养了邱树森,他们当时是韩先生主要的助手。

研究要使用的图书资料方面,南大有自身优势。当时南大除了继承原先中央大学的图书资料以外,还合并了金陵大学的藏书。金陵大学是教会学校,它的图书馆馆长李小缘先生早年留学美国,对欧美学界的“东方学”非常关注,因此金大图书馆一直比较注重收藏美国和欧洲的东方学书籍、杂志等。此外,韩先生当年在欧洲留学时,省吃俭用,买了一些资料,后来带回了国。元史研究室成立时,在李小缘馆长的支持下,将图书馆中所藏的许多有关蒙元历史的善本古籍与各种外文专业期刊集中到元史室中来,形成特藏。后来参与编辑《中国历史地图集》时又调了一批资料进来。所以,元史研究室有自己富有特色的图书室。从前内蒙古大学有些老师来访后,感慨说,在这里读两年半(当时研究生学制是两年半),相当于在别的学校读四年。因为那时图书资源比较稀缺,各高校研究生为找到资料要耗费很多时间,而这里的条件很好,哪怕是善本书,或者境外一百多年前的期刊,都可以在特藏室的书架上直接找到,开卷即阅。当然,当下因为有数字化技术的出现和古籍影印出版的发达,又更加方便了。

成立元史研究室,还有一个国际背景。那时中苏关系比较好,蒙古人民共和国要编三卷本《蒙古通史》,因其国内各种条件所限,需要请外国专家组成编辑委员会,主要是苏联和中国的专家。我国派出了由韩儒林、翁独健和邵循正三位先生组成的中国科学院代表团,于1956年至1957年两次赴乌兰巴托磋商,还访问过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国际工程。

下面说说国内方面的情况。清末学者杨守敬编过一部《历代舆地图》。1954年,范文澜、吴晗两先生据毛泽东主席委托,开始组织史学队伍重编杨图,后转由复旦大学谭其骧先生主持重新按现代图例编绘“杨图”,这就是后来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由于杨图主要关注内地,新图要扩及边疆部分,原班人马力量不足,边疆部分要另组班子。到了19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了,中苏边界问题浮现。苏联不承认当年沙皇俄国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边界条约是不平等条约,如何解决边界问题?当时中央的思路是斗争,从全国各高校科研机关抽调力量充实历史地图集的力量,当时西南组有方国瑜先生等人,西藏组有王忠、邓锐龄(原先在西北组),西北组有冯家昇等人,东北组有贾敬颜等人。而北方部分,西起阿尔泰山、东到大兴安岭,南至长城沿线河北和山西北部的广大地区,包括今蒙古国、东西伯利亚直达北冰洋,这辽阔的区域的地图编绘就由元史研究室来承担,包括各个历史时期,不光是元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