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理论周刊》于今年6月1日刊发了中国社科院历史所杨珍的《满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一文。杨文认为，满文书写“在清前期尤为突出”，乾隆后，“公文中使用满文逐渐减少，使用汉文愈益普遍”，所以从数量上来说，“汉文史料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富、涵盖范围之广泛，均远超”满文史料。
杨文还进一步列举了五条满文档案的缺陷来说明它的局限性，分别是：一，“缺乏完整性、系统性”；二，“往往未能反映各类史事之间的内在联系”；三，“史料价值不是绝对的”；四，“所记史事的真实性”受到很多因素的制约；五，“满文奏折与封套（折封）、满文朱批夹片与奏折的分离”。
最后，杨文得出结论：“在清史研究中坚持满汉史料并重，以汉文史料为主，满文史料为辅，才是正确的治史方法。”
这篇文章再次引发了关于清史研究的争议，微博网友纷纷议论道：
@南开学子岳麓书人：我觉得，对待史料应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态度，有些地方汉文史料有权威性，有些地方满文史料有权威性，两种史料并重、不偏废才是中庸之道。
@lonestarstar：这还是要看主题而定的。不懂满蒙文，基本上不可能使用蒙古国藏的清代档案。当然也许清代蒙古史在清史是很边缘的领域。不过里面也有不少清俄贸易材料。很多朋友都对我的想法不以为然。有的人觉得现在新一代的研究者都懂满文，但汉文史料解读功力弱了。这自然不好。不过，我的想法很简单：该用的材料就要用，不懂的就要学，这是业师教我的。没有什么主副之分。也许因为环境不同，读出的东西不一样。这也没关系。反正求同存异。剩下的就留给后人评说吧。转友人评论：我们来等着看会不会有人写简牍史料在秦汉史研究中的局限，或是敦煌写本在中古史研究中的局限。
@镜湖南岸：史料不会自己越界，所谓局限，通常应是越界者的使然。
@李嘉哲RUC：我们可以先讨论何谓清史，如果清朝对中原的统治或者说古代所谓“中国”地方的历史才是清史，那这篇文章说的有道理。如果认定清史还包括清代的各边疆问题，那么这篇文章就是毫无意义的，换个题目就是“蒙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或者“藏文史料在清史研究中的局限”。
《上海书评》于6月19日刊发中国人民大学乌云毕力格的《清史研究岂能无视满文文献》一文，也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读者可以对照阅读。乌云毕力格最后认为：
一个健康的清史研究，应该是重视多语种文献在清史研究中的重要性，不应先入为主地指定某一语种的文献为“主要的”，某一种文献为次要的或者无用的。更不应该的是，以满文文献的局限性为说辞，为只会利用汉文传世文献进行“研究”的老路子辩护。这个路子早已把中国清史研究带入了死胡同。
这话可能说得有点重，但应该引起清史研究者的重视。我们再来看看澎湃读者和微博网友怎么说。
慎明：满文、蒙文还是应该得到重视的，西北敦煌、新疆一带的文化考古研究中，满蒙文应该也是很重要的，特别是莫高窟，西藏的古迹之类。
@三晋出版社：我们不能故意贬低满文文献的价值，片面强调汉文文献的价值和作用，似乎仅仅掌握了汉文，就能搞好清史研究。
一把四分钱：只要是研究文中所说的“清朝与内亚、西南”的历史，我感觉肯定要依靠内库文存，不然没有说服力！但是并不是研究清史的都需要重视满文文献！例如茅海建先生的《戊戌变法初考》《二考》等戊戌变法研究著作就是利用军机文档和奏章等文献进行研究的，类似的还有清末新政研究。总而言之，不应忽视，但也无需拔高其江湖地位。
@龙龙猫中毒:确实是如此，该用哪种就要用，看不懂就得去学。
@青衫白苎：感觉做学术，语言方面算是技多不压身吧。
@纳兰逸萧：重视少数民族文献，尤其是作为统治主体的少数民族文献，本来就是无可争议的，却受到巨大质疑，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还有读者把解读满文文献的问题上升到了国际高度：
@Columbine_eZra：像某些欧美学者学得半通不通，开脑洞的解读岂不是更可怕。
@神秀海东青：有志于搞清史的学下满文也好，免得外国学者仗着会利用满文文献对中国历史瞎解读，中国学者要发出自己的声音！
录入编辑：王建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