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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前面的一代学者(1)

2016-07-10 12:15:10      参与评论()人

2006年,何兆武先生的《上学记》出版,轰动一时。在这本书中,何先生讲述了他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情形,是在抗战那个特殊年代,一群流浪知识分子的生活。与钱锺书同样写抗战时期几个颠沛流离的大学教师的小说《围城》不同的是,何先生是在几十年后去回忆那一段时光,他还是比较多地强调了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心中都有的理想主义,他们对民主、自由的追求,而在一些重大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方面,他又有自己的看法,并且非常坦率,因此,不少人看了这本书以后,便开始期待传闻中的他的下一部“上班记”。

何先生是葛兆光在清华大学时的同事,我们一度住得很近,经常在校园里不期而遇。认识何先生之前,我已经受益于他翻译过的不少名著,那时恰好替《书城》杂志帮忙,就同彭刚商量,给何先生做一篇访问。彭刚是何先生的学生,为人为学都有几分神似何先生,他做的这个访问因而相当体贴,虽然不是正式的“上班记”,何先生还是谈到了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的经历和见闻,三十年的风风雨雨,也谈到学术与政治、学者与权力的关系。

那一年,正好我们离开北京到上海,因为与复旦大学的朱维铮先生相识超过二十年,在上海的第一个访问便约了朱先生,谈的也是当时备受瞩目的“国学”问题。朱先生不是一个脱离现实的学者,他的批判性极强,教书、写作都带有激情,就如过去人常说的对待朋友像春天般的温暖、对待敌人像严冬一样的残酷无情。当然,他做事情也格外用力,可以较真到苛刻的地步。由于我说过杂志的篇幅有限,访谈不能做得太长,当他看过我们整理好的谈话录音,再拿回来,就变成了一篇几乎是改写过的、删掉了所有问话的整整齐齐的稿子,从国学到经学、从晚清到民国,逻辑更严密,论述更清晰,话锋也更犀利。这篇题为《国学答问》的文章,发表在《书城》的2007年第9期。

等到访问何先生的《“上学记”之后》于同年11月发表,我带着《书城》杂志回到北京,访问李学勤先生。李先生是在2003年前后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回到清华大学的,从那以后,我们才有机会比较多地见到这位忙碌的学者。我们是既佩服他的睿智、博学,也佩服他的自律。很早以前就听到一个故事,说李先生家里始终只有八个书柜,多年来就是只保留这八柜子书,后来房子大一点,才增加到十几个柜子。对李先生的访问,自然离不开上古史,当初他主持夏商周断代工程,目的是要证明中国确实有五千年文明的历史,在海内外学界引起轩然大波,学术性、政治性的议论都有,访谈时,我有意避开了过分政治化的提问,但还是请他从考古专业以及比较文明史的角度,谈他的上古史观、他的学术理念,甚至他一生的抱负。这篇访谈很快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一期。

我是到了复旦大学以后,才和王水照先生有了接触,慢慢地熟悉起来。王先生曾说我和他先后毕业于同一所大学,先后任职于同一个研究所,然后都到了复旦,这是一种缘分。而我对他这一班前辈的了解,主要是由于多年前曾仔细读过他参与编写的北大1955级“红皮本”文学史,又反复读过他参与的另一部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写的“绿皮本”文学史。对他的访问,因此也就这样是从“文学史”开始,回首往事,听他讲究竟是在怎样一种气氛下,当时那些大学三年级的学生自己动手写了一部文学史。他们要“破”的是什么、“立”的又是什么?为什么这一做法会受到鼓励?在他们一代人的学术生涯中又留下什么样的影响?这篇访问记发表在《书城》的2008年第九期。